奶奶九十一岁了，爷爷去世后，她在老家跟二叔一起过。我的奶奶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两个字，厉害。她个子很矮，嗓门贼高，生气时就变成花腔女高音，尖锐刺耳，虽然九十多岁，身体依然硬朗。奶奶年轻时与爷爷感情不合，因为爷爷不务正业，父亲七岁给人放猪，帮着奶奶养大弟兄八个，任你无法想象那日子的贫穷与艰难。生活使她自私又蛮不讲理，而且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家人都叫她滚刀肉。
那年父亲得了冠心病住很长时间院，出院后因为惦记奶奶，我们开车一同去老家。在院门口，就听见奶奶骂人的花腔女高音。等我们进屋，一看见父亲，她更加不依不饶，她以为是二叔在父亲那里告了状，就更加不停地骂着，谁也拦不住。
二叔二婶也都六十多了，二叔不敢吱声，二婶一直抹眼泪。可是听来听去没什么大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偏偏奶奶在气头上，怎么劝也不听。最后没办法，好说歹说把她哄上车，把她领到父亲家里住几天，这样大家都消消气。
晚饭后，天还亮着。
父亲和母亲坐在炕梢倚着墙，我坐在沙发上泡茶。这样看着奶奶，她非常单薄，个子又矮，穿着老式大布衫，盘腿坐在炕头，背微驮，头发少，依然绾在脑后，此时她的侧影，像极了小时候美术片里的剪影。屋子里洋溢着她嘎嘎嘎的笑声，这么大岁数，竟然能不喘气地笑，而且笑得前仰后合。
奶奶记忆力极好，尤其对过去的事如数家珍。她不时地提起的名字，有的我知道，有的不知道，讲着那些家族的兴盛与没落。她也不像在说给谁听，反反复复着，有时加上她个人评论时，她的语速就不像叙述时那样平淡而缓慢，会忽然手舞足蹈，甚至怒不可遏的。每个从她嘴里叙述的人和事，时间跨度都在解放前解放后几十年，故事脉络清晰。在穿插没有什么根据的道听途说时，她也会提示，这是她听谁谁说的，不是她个人见解。
父亲可能有些累了，他倚着墙低着头。母亲不时地答应一声，礼节性地附和着。
不得不佩服奶奶的好体力了，她在炕上边说边挪着屁股，身体前后左右地摇晃着。这时，她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停下来，身子大幅度前倾，然后停住仰头看着父亲，好一会儿才说：“老大，说起来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然后叹了口气继续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回来那年？”
父亲抬起头，好像不知奶奶要说什么。
奶奶好像想看清父亲的表情，身体像被卡住的不倒翁。“这件事呢我是打算带进棺材里的，记了这么多年，想忘都忘不掉。”
奶奶说起的事我是知道的，是1963年。那时父亲转业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后，已经有了大姐二姐和大哥。当时二叔要跟奶奶分家，这对奶奶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她是指二叔养老的。她用电报把父亲催了回来。母亲以为父亲只是回老家处理家庭纠纷，没想到父亲从老家回来立刻就打了辞职报告，那时父亲已是农场场长。母亲一生的委屈和不甘就是父亲的这次一意孤行，不但母亲想不通，他的战友们也不理解。原来，父亲回老家后，奶奶以死相逼，迫使父亲答应回老家，因为只有他回来，家才不用分开。父亲心疼老母亲，心疼她一个人抚养八个子女，因为爷爷从来也不管家，在外面混吃混喝。父亲只说了一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说他别无选择。
当时家里两大间破草房，三叔十九岁，还有两个姑姑，二叔家四个孩子，我家三个孩子，这么一大家子人住在破房子里，显然不行。父亲拿出所有积蓄，决定先盖房子。
“你不是让老二去吉林买房木吗？”奶奶接着说。
二叔去吉林买房木，几天后带着伤回来哭诉，四车木头被掫了，就是被劫了。父亲一看人没事，也没有责怪二叔，自己亲自去吉林买的房木。这件事母亲在我结婚后跟我说过，她说她当时怀疑这件事，因为二叔叙述事情的经过前后矛盾，她当时跟父亲质疑还被父亲斥责，警告母亲永远不许再提这件事。
奶奶为什么提起这件事呢？难道因为二叔惹她生气就翻出这件事吗？或者，事情真的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奶奶又开始晃了，她仰着脸像在回忆那久远的画面。“事情过去大约目半个多月吧，那天你跟老二去拉石头，南山下你表大爷家老二突然来家，他说是咱们老二在他那卸了四车木头。”
我一下愣住了。炕上虽然模糊一片，依然能看见父亲和母亲同时挺直了身体，然后，那身影僵硬地贴在墙上，一动不动。
空气凝住了。我不敢想父亲和母亲的心情，也不敢猜他们是否是同样的心情。父亲得心脏病以来，他自己常常很努力地控制情绪，不敢激动，可是这件他让母亲永远不要提起的事，几十年后，就这么很容易地被奶奶说出来了。
“他娘的你说气人不？我当时气得恨不能剁了他。”
二叔把四车木头拉到表叔家，委托表叔代卖。木头很快卖了后，表叔干等二叔不去取钱，四车木头钱又不是小数目，表叔就给送来了。
父亲又低下了头，他应该觉得母亲在看他，可是母亲却依然挺直身体对着奶奶。黑暗里，喘息似乎都是愤怒的。
“奶奶，后来呢？”我想父亲和母亲此时也想知道后来怎么回事。
“你以为他敢问我吗？他他妈的知道了，他也不敢问我。”奶奶的声音忽然高了八度。
“那年，盖房子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你们都不知道，我后来拉了饥荒也是我自己还的。”父亲无力地说。
奶奶看着父亲。
说到了钱的问题，那么那四车木头钱怎么处理了，听到答案时，我忽然心疼起父亲来。为了尽孝，他辞去公职，这件事成为父母亲深厚的感情里，唯一无法触及的伤痛。当时父亲工资42.5元，那是1963年啊。像奶奶说的，一心为振兴家族，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老大，她和二叔不忍心伤害他。可是他们所谓的不伤害不是坦诚相待，不是真心相对，而是欺骗与隐瞒。谁来心疼我的父亲和母亲？家一定不是讲理的地方，可是家，也不应该是玩弄心术的江湖啊。
我说不出谁应该怎样做是对的，我只是心疼。天已经黑了，我们依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竟然没有人开灯，因为不想互相看着彼此的眼睛，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心，无言以对。
奶奶并不糊涂，她依然在说，却听不出她对这件事的个人情绪。我失望了，也许我在期待什么，奶奶难道不该给父亲一句迟到的歉意吗？。“奶，那……钱呢？”我觉得这句话该我问，因为我父亲该知道，母亲也该知道。
奶奶竟然得意地说，钱她密下了，她攥着二叔这个秘密令他哑巴吃黄连，在父亲面前如履薄冰。
有一个词用在这里合不合适，黑吃黑啊。
奶奶和二叔，他们之间藏着这样一个所谓的秘密，是否在父亲那里根本就不是秘密呢？他们吃定了他们家老大的宽容和敦厚，吃定了他作为长兄身上的责任和担当。这不是这次房木事件开始的，是从父亲十七岁因为爷爷被抓去当劳工，九死一生；是从他把部队所有津贴一分不少地邮回家里，从不计较；是从他义无反顾地辞去公职返乡，无怨无悔；是从他为家人倾其所有就已经开始了。
祖孙三代的寂静，让黑透了的夜晚更加伸手不见五指，即使奶奶还在自说自话，屋里还是充满了叹息。
天真黑啊，没有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