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与愚公移山
来源：程峙浔2017-09-21
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在大禹以前，那个时候中国处于低级的部落联盟阶段。各个部落联盟彼此相对独立性很强，联系很弱。每一个部落联盟直接面对的敌人往往不是另一个部落联盟，而是面对着大自然的各种灾害。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只能是像个蚂蚁一样，这有河不能过，就找到架在“河上”的木枝，爬过去。意识形态属于试探性和无定法的阶段。笔者将此称之为“模糊阶段”。
直到大禹治水时，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发生改变，第二阶段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这种意识形态主要体现为，顺应自然规律来利用自然。这种官方意识形态正是成型于周天子时期，兴盛于中国帝制时期，衰落于清朝末年列强入侵时期，结束于民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阶段，笔者视之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涉及两个重要人物：愚公和智叟。现在的主流见解认为，智叟不智，愚公不愚。然而我却认为有些偏颇。
愚公移山强调以人的意志为第一位，改变自然的意志，进而让自然的意志适应人类的意志。同时强调发展是永恒的，只要不间断，发展就一定有结果，是运动式的思维。
大禹治水则强调自然的意志是第一位的，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当顺应自然意志，同时努力使其服务于人类意志。他也强调运动式发展，但少了愚公移山那种持之以恒的精神。
不得不指出，大禹治水是古人的智慧，愚公移山是今人的智慧，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迫于如今环境日趋恶劣的现状。我们不得不从人与自然这个层面来重新审视这两种智慧。
愚公移山的精神想必是自古就有的，但是在中国帝制时期却一直没有成为主流，那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般被认为儒家文化，须知儒家文化其实是“大禹治水”的翻版，或者说儒家文化的源头正是大禹治水。那么既然自古就有，又为何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官方才形成“愚公移山”的意识形态呢？这是有客观历史原因的。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处于苦大仇深的阶段。清政府 、民国政府均是属于积重难返的一个状态。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或是中小型工业，仍是一个农业国家。那是一个连卷卫生纸都得靠进口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等领导人充分意识到这个大大大大的问题，便在全国开始发扬“愚公移山”的“折腾”精神。不得不说这在建国六十五年以来，的确是中国很多东西从无到有的发展。故而国民不得不承认“愚公移山”精神在这一时期的的确气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用。
另外不得不说明的一点是：中国官方“愚公移山”实际上是被逼的。面对美国等西方野心家的虎视眈眈和冷漠对待，以及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窘境，中国不得不发扬“愚公移山”的伟大开拓精神。因此这也算是中华民族的无奈。
同时，很明显，愚公移山这种思维，也是和西方现代文明相吻合的。也即是说，整个世界由于政治上的关系连接，而在某种程度上，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这种现代文明的思维，便是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世界，并为人类服务。这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认识论也是一致的，马克思也是西方人，自然也免不了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潜在影响。由此种中西共同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种种恶果，自然是不被中西方共同承认的。
可是笔者在文末要呼吁一中新的精神。那就是“中庸精神”。我们既要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也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既要面对国内的环境污染，又要面对国外的高新技术垄断。我们应当在合适的领域——例如科技，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而在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时应该学会像我们的祖先学习“大禹治水”的伟大精神。
谈到中国治理环境，笔者不得不提出一点：中国现在的治理思维仍旧是“愚公移山”的改造思维，按照人类的意志来改造自然，使自然顺应人类，利于人类生存，这一点来讲，注定要花费巨大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