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0日是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党的全面领导和国家的全力支持下，众多科学家心怀祖国、集智攻关，促进我国科研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学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学家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合作研究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让我们步入科学家与学会的精彩世界，聆听他们激荡人心的成长华章。

它于1915年正式成立

是中国医学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

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亦是发展我国医学科学技术

和卫生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它就是中华医学会。

1988年，它下属的

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

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医学科学的研究范围。

她深刻认识到“大医精诚”的重要性，

她用自己的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

为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她就是丛亚丽。

丛亚丽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工作，进行医师职业精神、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公共卫生伦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主任、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主任委员等职。

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的成立与发展

中华医学会成立于1915年，拥有82个专科分会和高达43万的会员，历史悠久且规模庞大。在其众多分会中，医学伦理学分会虽然历史较短，规模也小很多，但是却承载着不可或缺的使命。

1987年在“全国第四届医学辩证法学术研讨会”上，原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彭瑞骢教授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建议——成立“医院伦理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正式成立，在该学会的推动下，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由此开始蓬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对于推动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该学会成立的初衷并不完全是为了推动医学伦理学的科学研究，而是为了满足以北京医科大学等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医学伦理学教学的需求。当时，人工授精、安乐死等逐渐成为社会关注问题，这些案例背后的伦理问题引发了高校老师的关注，他们意识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培养医学生、医生的医德至关重要，团结各高校老师并成立专门学会以进行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交流势在必行。

作为现任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的主任委员，丛亚丽熟知该学会的成立背景与发展轨迹，她的学术成长经历也与医学伦理学分会紧密相连，见证并参与了其成长的每一步。

医学伦理学的田园：因学术研究接触到学会工作

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时，丛亚丽还只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本科生，那时她对医学伦理学这个领域根本不了解。1992年，丛亚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因为做的研究选题跟医学伦理学相关，她才接触到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当时，她主动找到时任北京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主任的李本富教授，了解了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情况，最后两人一拍即合，丛亚丽便跟随着李本富教授做起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

1999年9月，李本富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第三届主任委员，丛亚丽在李教授的影响下也开始与这个学会有了更多的交集。李教授给丛亚丽的身份定位是学会的秘书，在她看来，学会的事情虽然很多，但是无论身份如何该做的她都会尽力去做，比如开年会要筛选论文、拟定发言题目、联络合作机构等等，也正是因为在学会工作的这层缘故，丛亚丽得以和学会里的诸多学者认识和交往。

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之初，成员大多是各个医学院校的教师，关注更多的是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教学工作，关于医学伦理的科学研究方面则是在后期才逐渐发展起来。又因为医学伦理学涉及的问题本身比较敏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术交流还涉及到文化差异和兼容性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研究者在社会上和国际上并不十分活跃。为了开拓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人员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水平，进一步扩大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力和应用范围，李本富一直积极鼓励和支持丛亚丽立足学会参加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比如参加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这种学术历练让丛亚丽有了更多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也更加坚定了她在医学伦理学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本富教授争取到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CMB）资助的一个项目。由于该项目需要不同国家的专家们进行较为密切的沟通交往，这不仅深刻影响了丛亚丽本人的学术成长和国际视野，也为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

2017年，丛亚丽代表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到芝加哥参加第68届世界医学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WMA）大会。这是她第一次代表该学会去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同行的中华医学会成员共有5个人，大家都积极准备国际上可能对中国提出的各种提案问题，这让丛亚丽印象深刻。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工作成果是通过了修订的《日内瓦宣言》（WMA Declaration of Geneva），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大约三百人，一起站立宣读《日内瓦宣言》，这让丛亚丽再次感受到了医学的神圣，以及医学伦理学在其中的重要价值。

对学会未来发展的建议

丛亚丽认识到，目前很多人才的培养和学会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但是学会对于人才的培养却很重要。对年轻学者而言，通过在学会任职，不仅可以提高其专业学术能力，还可以通过与国内外同行交流获得认可，增强自信，进入国际舞台。因此，对于青年人才的培养，学会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身为现任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主任委员，丛亚丽认为，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虽然很重要，但它的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医学伦理学作为哲学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医学的组成部分，研究它的人员既要善于反思，又要脚踏实地，深入了解我国的医学发展，因此，医学伦理学分会要探究如何更好地辅助人才的培养。丛亚丽认为，医学伦理学分会并不仅仅是一个组织，更应该是一个宣传医学伦理学知识，提升医学从业人员医学伦理学素养的培训、教育基地，但事实上，医学伦理学分会委员对此并不积极，表现得很被动，学会也还需要提供更多更切实的扶持方式。调动医学伦理学分会委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是充分发挥医学伦理学分会功能和职责的关键所在。

通过丛亚丽的故事，我们深入了解了医学伦理学的重要性和意义，进一步了解了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在促进医学伦理教育、研究和实践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科学家和学会的共同努力下，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医疗行业的伦理道德建设。

期待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

培养出更多像丛亚丽这样的专家，

为推动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让医学伦理学在保障人民健康

和促进医疗事业发展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学会缘 科技情——科学家与学会的故事》（第二卷），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编著，《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社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