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保罗·高更的故事一再被传记作者和小说家书写，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完成于1919年的作品以高更为原型，塑造了传奇艺术家斯特里克兰“被魔鬼附了体”一般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伤害妻儿与朋友，甘愿承受饥寒交迫之苦，并最终摆脱了世俗尘嚣，在远离文明世界的塔希提找到了创作沃土和心灵家园。他画下与他同居的土著女子，画下宛若天堂的风景，画下自己对人生的终极思索。在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他在住房的墙壁画下一幅杰作。但在逝世前，他却命令土著情人在他死后将此付之一炬。
《高更在画架前》（1885年）
《月亮与六便士》是如此成功，不仅使塔希提成为艺术爱好者的向往之地，更使高更那超凡脱俗的形象深入人心。
耐人寻味的是，高更的原配妻子读了《月亮与六便士》后，说没找到斯特里克兰与她丈夫的一丝相似之处。高更之子波拉·高更1937年发表的传记《我的父亲高更》更是寡淡得如同一杯白开水。儿子笔下的高更，是艺术家也是普通人，并非是心血来潮从事艺术；在妻子和5个子女之外，的确有数个情人和两个私生子；他没有麻风病，没有失明，没有疯癫，也没有斩断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他始终在与妻子梅特通信，被金钱的匮乏折磨，为朋友的反复无常苦恼，为女儿的夭亡痛苦。毛姆小说里提及的那幅大型杰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也没被烧毁，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诸多不同之处，不再赘述。
如果说毛姆书中对斯特里克兰的描写有杜撰的成分，那真实的高更的一生更奇葩更精彩。
高更小时候曾在秘鲁首都利马生活，这里洋溢的热带风情，葱茏的植被，馥郁的鲜花，波光粼粼的海洋······一切都是那样的迷人，对幼小的高更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也许从那时起，就注定他会在人间天堂塔希提，度过特立独行又值得纪念的岁月。
17岁时，高更决定出海。带着年幼时对热带生活的执念，高更去了巴拿马。他对那里抱有理想化的幻想，以为会和记忆中的利马一样。到达后才发现现实和理想相距甚远， 没多久就回到法国。这时候，高更遇到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人——梵高。他发现梵高和他一样，愿意为了艺术甘愿忍受痛苦。后来，便接受了梵高的邀请，奔赴阿尔勒，敲响了黄房子的门。于是就有了《画向日葵的梵高》《布道后的幻想》等作品，当然还有两人争吵，梵高发疯割耳的故事。
《画向日葵的梵高》（1888年）
《自画像》（1888年）
《阿尔勒的葡萄酒丰收》（1888年）
《阿尔勒的夜咖啡馆》（1888年）
《布道后的幻想》（1888年）
《黄色基督》（1889年）
1891年，高更终于踏上了去塔希提的旅程。对他来说，那里是人间乐土，更是给他最好的创作灵感和艺术滋养的地方。他想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的文化，隐藏起自己那个来自欧洲的文明属性，他一直没有忘记他的目标——成为一个野蛮人。其实，高更早就有意塑造自己的“来自秘鲁的野蛮人”形象，留长发，穿奇装异服，在圈内人看来，他就是个自大狂。在塔希提这个美丽的南太平洋岛屿，高更的绘画终于有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加重了神秘的象征色彩，充满原始情调。就像阿尔勒之于梵高，塔希提成为高更生命与艺术的盛放之地。
《我们朝拜玛利亚》（1891年）
《忧郁》（1891年）
《女子与花》（1891年）
很多人说高更是浪子，这点不假。就如同《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斯特里克兰一样，其生活方式和情感诉求几乎是渣男的标配。无论是在阿尔勒还是塔希提，高更都能和女人打成一片。他这辈子可以说从没缺过女人，也从没负过责任。他也因此受到了惩罚，后来感染了梅毒，疾病不断摧毁他的身体。他几次想自杀，但都失败了。幸运的是，苦痛的折磨让他更体验到了极致人生。提及那幅经典的代表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高更说：“临死之前，我把所有能量都注入这幅画中，这是一种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的痛苦激情，我眼前的景象如此清晰，仿佛所有的匆匆逝去的事物和生活都一一再现。”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要往哪里去？》（1897年）
若要以对艺术和对自我内心追求的坚持来看，高更也绝对配得上伟大。正如《月亮与六便士》中所说的，有人成为别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疯子、执迷不悟的傻子、冷酷无情的负心汉，只为不负心中的热情与理想。人类历史上总会有高更这样富有传奇色彩，又奇葩到让人难以评判其好坏的人存在。
时至今日，他的作品已成为各大博物馆的珍藏，也曾在拍卖会上拍出数亿美元的高价。然而艺术的价值不在其价格。高更1888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当我的木屐踏在花岗岩地面时，我听见了那种迟钝的、喑哑的、强有力的声音，我一直在绘画中寻找着这种声音······”
“凝望高更的画吧，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在他的画中听到这种声音。”
《在海边》（1892年）
《市场》（1892年）
《塔希提牧歌》（1892年）
《棕榈树下的塔希提女人》（1892年）
《午睡》（1893年）
《拜神的日子》（1894年）
《你为何生气》（1896年）
《贫穷的渔夫》（1896年）
《完美日子》（1896年）
《塔希提的三人》（1899年）
《扶手椅上的向日葵》（1901年）
《海滩上的骑手II》（1902年）
《呼唤》（19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