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生于一九三八年，今年已是八旬老人了。令我欣慰的是，她和父亲都健在，安享着晚年幸福。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周末坐在安静的书桌前，我又想起了我的母亲。
母亲一生没有念过书，一家六姊妹，排行老二。因家庭贫困，八岁就跟着外婆纺麻织布，养活一家人。听她曾经说过，在她十三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病情总是不见好转，外婆带她去庙里拜观音圣母，求神许愿，后来病情奇迹般的好了。一生不信鬼神的母亲，唯一信奉的就是观音菩萨，在她的心里一直装着这位“救命恩人”。
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她的心算很快，一斤猪肉七毛八分，三斤贰两多少钱?卖肉的屠夫翻着眼在算，而母亲早就算出贰块四角九分。她心直口快，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年轻时当过生产大队的妇女主任。小时候，经常听她自信地说，“我要是念了书，就不会吃平江饭啰！”
母亲十九岁与父亲结了婚，相濡以沫六十个春秋。直到现在，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母亲操劳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长期在外下乡办队，有时好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爷爷奶奶在国民党时期就相继去世了，我们三姊妹全靠母亲拉扯长大。她白天要集体出工，到山上打柴，还要扯猪草，一个接一个送我们上学，从早忙到天黑。由于家里缺少男劳力，我们每年是生产队里的超支户。一年到头，还要靠父亲的工资，到生产队换回一家的口粮。直到八十年代初，田产承包到户后，家里的粮食才开始富裕起来。
我年幼时体弱多病，经常高烧抽搐。有一次突然发病了，必须马上送医院。母亲把我搂在怀里，一屁股坐在村门口的马路中间，拦下一辆大货车，好心的司机顺便把我和母亲带到了县城。就这样，机智的母亲把我羸弱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从死神中夺了回来。
母亲办事勇敢果断，令我十分佩服。那年我七岁，与大屋场里的孩子们捉迷藏，你追我赶地爬到邻居家的阁楼上。不小心将楼上的一块木头撬了下来，正好砸在我的鼻梁上，血流不止。母亲听到哭声赶来了，她连忙抓了一把石灰敷在伤口上，疼得我要命，但血很快被止住了。至今，我的鼻梁上方留下一块小小的疤痕。我仍清晰地记得躺在母亲的身上，她伤心地望着我的眼神。
母亲的心肠很慈善。记得小时候，每年都会发生洪涝，经常有外地的逃荒者来到我们村里。他们白天外出乞讨，晚上就睡在大屋正堂里。母亲怕他们受凉，给他们送去些稻草；送些旧衣服或剩余的饭菜。他们乞讨的大米，母亲给他们买下来。她经常说：“吃了百家饭，会得百家福。”后来，我家收到一封逃荒人员寄来的感谢信。母亲不识字，要我一字一字地读给她听，脸上不时地露出笑容。
母亲还是村子里的养猪能手。每年春节前后，她要父亲买回三、四头猪仔，一直喂养到寒冬腊月。过年洗猪时，每头足有三、四百斤重。平日，邻居经常来我家猪栏里瞧瞧，与母亲扯养猪、聊猪价，一夸到我母亲真会养猪，那是她最开心的事了。
也许是母亲没有念过书的缘由，她最渴望自己的子女多读些书。我与姐姐哥哥年龄相差较大，母亲为送我们上学，每天很早起床做饭，在灶房里当了十多年“火头君”。高考恢复不久，姐姐和哥哥高中复读了两三届，可惜都与大学无缘。我比他们的基础稍好些，最后拼着劲上了大学。母亲笑着说，家里终于结了个“秋瓜”。
我参加工作以后，每次匆匆地回家，又匆匆地离开，陪伴母亲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二O一五年春节刚过，我接到哥哥的来电，说母亲突发心肌梗塞，已超过“黄金”抢救期。县医院建议母亲去省城医院治疗。我火速坐上高铁，与从家乡护送母亲的救护车几乎同时到达省城医院。在医院的半个月时间里，母亲前几天都住在重症室观察治疗，我们每天只能焦急地等待着。
一天晚上，我们突然接到医生的电话，要家属赶紧过去。我和哥哥拔腿就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生面前。医生告诉我们，母亲的病情很严重，现在必须做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哥哥有点惊慌，不知所措。为了延续母亲的生命，我鼓起勇气签字“同意手术”。心里默默地祈祷，母亲是一位积善积德的人，这怎么会是她生命的终点呢?上天一定会保佑她的。
令我们庆幸的是，母亲的手术果然很成功。那天晚上，我在重症室门口守了一整晚，没合上一眼。时针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医院大楼很安静，也预示着母亲的平安。之后的几天里，母亲转入了普通病房，我一直守护在她的身旁。这也是近二十多来年，我陪伴母亲最长久的一次。
母亲自那场大病之后，身体大不如以前了。家里的事情全部由父亲承担，但母亲的思维很清晰，大小事情还是由她来操心，父亲依旧听从着母亲的吩咐。
现在，我每周都会给母亲去电话，问及她和父亲的身体情况，从聊天中知晓她的精神状态。每次打完电话，只要母亲身体安好，我的心情就会愈加轻松愉快。
文/李风格
2018.5.12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