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的豫西北小县城里，离婚是件不大但也不小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位母亲来说。父母不会在小孩面前谈论王老师离婚的事，这种事总是不光彩的，我是听同学讲的。那时的我对离婚的理解简单而幼稚，对感情也没有概念。但是王老师离婚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那年夏天发生的事。
庆阳县不大，怀府中路是唯一的主干道，东西走向，主要的店铺都在这条路两侧，如县百货大楼和联盟商场，是县里最高的两座大楼，相距不过百米，占据最繁华的地段。县里唯一的人民广场也在百货大楼东侧，隔条马路。那时的广场是孩子们的天堂，尤其是到了夏天，晚饭过后人们总喜欢到广场散步，那里灯火通明，热闹异常。各种卖玩具零食的小贩都出来了，还有照相的，摆出各种服饰和道具，那时候照相机还没有普及，人们喜欢到街上或照相馆拍照。除了吃的，还有玩的，广场入口两侧整齐的摆满了台球桌，每个桌上方会挂一个灯泡，加上路灯，照亮了大半个广场，好几个老板做台球生意，年轻人喜欢玩，两个人玩儿，几个人看，来钱的话还有人押注，围的人就更多了。广场里面还有小孩子玩的，比如小火车，轨道围成一个直径五米左右的圈，小孩子坐里面后开动，转个五六圈就结束，我只坐过一次，是爷爷带我去的。
那年暑假的一个午后，本是该午睡的时候，但小孩子精力旺盛，躺不下来。我跟爷爷睡一屋，趁他睡着的工夫我偷偷溜了出来，跑到邻居家，奶奶在那里和几位老太太搓麻将，我要了四毛钱，加上自己的一毛钱，可以去玩蹦床了。
盛夏时节，正午刚过，无风，太阳火辣辣的炙烤着大地，树上的知了发狂的叫着，似乎越热它们越起劲儿。我一个人走路去广场，路上没什么行人，太阳晒的脖子疼，我尽量沿着街边的阴凉走。到了广场，空无一人，阳光下水泥地面亮得有些刺眼，台球桌一个个被防雨布盖住，照相的道具也都收了，晚上挤满人的蹦床上也没有一个人，蹦床带围栏和顶棚，围栏上的门锁着，我知道老板家就在旁边，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娘，我去找她开门，看到我一个小孩儿大中午跑去有点吃惊，但还是陪我去把门打开，然后自己回去了。整个广场上就我一个人在蹦床上跳，弹簧的咯吱声和知了的叫声是广场上仅有的声音。蹦床平时人挤人，我没有机会好好跳，要么是被旁边个子大的小孩带乱了节奏，要么由于人太多，床面被压得绷得很紧，失去了弹性，根本跳不起来。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尽情的跳，做各种动作，跪下弹起，坐下弹起，躺下弹起。虽然跳的很自由，一个人跳也少了其他的乐趣。
过了一会儿，远处跑来了两队当兵的。我停下来，透过围栏看着他们。他们步伐非常整齐，从蹦床旁跑过，在不远处凉亭前的一块空地上停了下来，排好队后立正站好。此时我也没劲跳了，就跑到凉亭里面坐下，看那两队兵在太阳底下站军姿，那时我还从没参加过军训，无法体会站军姿的痛苦。汗水从他们头上流下，没有一个人动，也没没人擦汗，广场又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知了单调的叫声。忽然间我发现其中一个兵特别眼熟，仔细想了想，应该是我们班主任王老师的老公，王老师家住学校对面的胡同里，我看到过一次他俩走在一起。因为这次换了军装，又站在一群兵中间，开始我并未认出来。我坐在凉亭里看着他，那时我还不知道一年后他们就要离婚。但我觉得这个当兵的配不上王老师，虽然他看上去老实，皮肤黝黑而健康，但是个子太矮了，站在队伍最前面也显得矮。怎么看都配不上王老师，王老师虽并不特别漂亮，但是不胖不瘦，身材高挑，我始终认为男的就该比自己老婆个子高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兵的配不上王老师。我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就回家了，始终不明白为何王老师回嫁给这个比他矮这么多的人。
我对王老师并没有任何好感，因为我怕她，你很难对一个让你感到害怕的人产生好感。我怕是因为她曾经打过我，我太调皮，用小刀在课桌上刻东西，有人报告给她后，上课时她就让我上台去，当着全班人的面拧着我的左耳朵转圈，我疼得要命，感觉耳朵都快被揪下来了，但是又怕丢人而强忍疼痛不哭，就这么一声不吭被揪着耳朵转来转去，她也不换个耳朵，直到她拧没劲了才停下来，还让我第二天把家长叫来。还有一次做眼保健操，校园里音乐刚响起，我是一个喜欢整洁的人，那时我还在收拾课本，王老师在班门口看到我没有闭上眼睛做准备动作，拿着教鞭（一尺多长的细竹棍子，一位热心的女同学孝敬给老师的，说拿着手感很好，打人特别疼）走了过来，劈头盖脸在我脸上就打，我的头和手都被打出了血印，她走出去后还和门口的别的老师有说有笑，似乎是在说这个教鞭用着就是顺手。我愤恨的看了一眼那个送教鞭的女孩，她脸上挂着骄傲的笑。所以你能想象到作为孩子我对她的恐惧，以及为何我对她没有好感了吧。但是我依然觉得眼前这个当兵的配不上王老师，因为他确实太矮了。
我发现王老师喜欢发呆，特别是在我们做题的时候，我曾经偷看过好几次。她坐在讲桌旁边，左手胳膊肘放在讲桌上，右手拽着左手耷拉着，眼睛出神的看着前面，不知道在想着什么，坐在她前面的同学显得很不自然，我想如果让我坐在她正前面，我宁愿去死。幸好我坐的前排靠右的位置，而且我还可以偷看她，这样就很刺激。到了五年级，王老师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发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偷看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坐在她目光前的同学身体似乎也消瘦了，只有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真替他担心。
虽然我调皮捣蛋，但是我的成绩却出奇的好，按常理来说老师们往往喜欢成绩好的学生，但怎么看王老师都没有半点喜欢我的样子。而且我并没有发现哪个同学会得到王老师的宠爱，哪怕是送她教鞭的女同学，而我却恨透了那个女同学，她每个动作和眼神都让我厌恶，更别提她那爱表现和出风头的样子，怎么不让她坐在王老师前面那个位置呢？我觉得自己有点太恶毒了。
这年夏天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这件事让我对王老师的恐惧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同情。
那天吃完晚饭，我和门口的小伙伴们结伴去往广场玩偷电棒（类似捉迷藏），路过学校门口，也就是王老师家胡同口时，我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叫骂声和孩子的哭声，骂的话很难听，嗓音更难听，像公鸭子的叫声。我们停下脚步往胡同里望去。此时天还没完全黑下来，但是路灯已经亮了。这时王老师从胡同里走了出来，怀里抱着刚会走路的儿子，孩子哇哇大哭，王老师边走边抹眼泪。从她身后传来摔东西的声音，噼里啪啦，知了的叫声此时似乎也消失了。接着，那个我曾在广场上见过的个子很矮的男人从后面跑了出来，一边骂一边朝王老师扔了一个啤酒瓶，准头实在太差，酒瓶朝我们方向飞了过来，我们呼啦的散开了，酒瓶落在地上碎了，蓝绿色的玻璃渣满地都是。
王老师看了我们一眼，我站在胡同口的路灯下没敢说话，我确定她认出我了，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交会，我从她眼中看到的不是难过，而是决然，我的内心五味杂陈。她并没有停下脚步，抱着啼哭的儿子头也不回的走了。从那个男人骂的话里我能大概听得出王老师做了不该做的事。
第二天，我们换了一个代理班主任，一个五十多岁的带着眼镜的男老师，谢了顶的脑袋上油光发亮，头发显然是染过的，黑的非常不自然。我非常不喜欢他，因为他从不发呆，而且喜欢成绩好的学生。我们做题时他会在教室里转来转去，走到我作为旁边还会停下来看看我的习题，非常的负责。我对他也不感到恐惧，即便那个女同学也送了他一个同样好用的教鞭。因为他不会发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不爱思考的人，一个不爱思考的人，是一个没有深度的人，是一个无趣的人。
王老师离婚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
关于他的种种谣言在县城里流传。那时的我听不懂大人们在谈论什么，也不知道王老师后来去了哪里。多年以后，当我回到家乡再次经过小学门口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王老师在讲台上发呆的眼神，还有那年夏天午后的蹦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