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读者，我们对于相关的刑事处罚规定，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今天我来讲述一下，对于相关的认罪判定是怎样的？根据有关的说法，如果一审不认罪，二审认罪的情况下也不会改判，除非有重大的立功表现，详情来看下文。

积极向被害人道歉，积极赔偿，还有你重大立功的表现。拿出点认罪自首的诚意，是可以改判从轻处理。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确立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此原则之下，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和职能定位是不同的，检察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以及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法院负责审判，即控审分离。

然而，在实践中，受强调追诉犯罪的观念影响，检察机关和法院“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情形仍时有发生，甚至是以“互相配合”取代“互相制约”，共同致力于追求被告人认罪的“流水式作业”之中。比如，在实践中，许多检察官和法官均持这样一种量刑观点：被告人如果对检察官指控的事实和提出的证据进行抗辩，许多检察官会认为被告人“拒不认罪”，往往建议法庭对其适用较重的刑罚;相反地，如果被告人承认被指控的行为，较少与检察官对抗，检察官则认为其“认罪态度良好”，从而建议法庭酌定从轻处罚。法官往往也采纳检察官的建议。对于被告人认罪，可以从轻处罚的观点，《刑法修正案(八)》已予认可，然而对于被告人不认罪能否从重处罚，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

在控审分离、相互制约的诉讼法原则之下，法官和检察官的诉讼职能和诉讼角色是不同的，因此，对被告人诉讼行为的认识也可能是不同的。然而，针对被告人与检察官抗辩的诉讼行为，法官和检察官均持相同的观点，即属“拒不认罪”，应“从重处罚”，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各自的诉讼角色?是否符合控审分离、相互制约的诉讼法原则?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涉及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因此，值得进行一番考究。

应从诉讼职能区分的角度审视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诉讼行为

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不同诉讼主体的诉讼角色、地位、功能和作用方面存在分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诉讼职能区分”。具体而言，参与审判活动的诉讼主体为了实现自己一方的诉讼目标，在整个刑事审判活动中固定地承担着各不相同的功能和作用，担当着不同的诉讼角色，并以此角色为界限实施具体的诉讼行为，发生复杂的诉讼法律关系。由于各方在审判中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不同，他们所实施的诉讼行为在性质、方向和目标等方面就具有了质的区别。

基于诉讼职能的差异，诉讼主体，特别是检察官和法官，应实施与自身诉讼职能、地位和角色相适应的诉讼行为，而不得实施与自身诉讼利益和诉讼目标相背离的诉讼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检察官和法官的诉讼角色不同，承担不同的诉讼职能，具有不同的诉讼地位和诉讼利益，因此，三者对同一诉讼行为的认识也会有差别。因此，考察一些检察官和法官以拒不认罪为由，从重处罚被告人的观点是否具有正当性，关键应看这种观点是否与他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相适应。具体而言：

检察官持“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体现出其承担主动追诉犯罪的职能特点

检察官承担控诉职能，其职责是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处于刑事公诉人的地位，具有追诉犯罪的主观倾向。基于此，检察官的诉讼目标和诉讼利益是积极向法庭举证证明被告人罪名成立，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有关无罪、罪轻的证据和理由予以反驳。“检察官具有追求有利于国家的裁判结局的心理基础和利害动机。检察官一旦向法院提起公诉，一般会在心理确信被告人有罪，并会主动追求使被告人受到法庭定罪这一结果。很难设想一个检察官会在起诉后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做出无罪裁判。不仅如此，检察官与追诉活动的成功一般有着直接利害关系：追求‘胜诉’结果对于他个人职业的成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法庭一旦对检察官起诉的案件最终判决无罪，就等于驳回或者否定了后者的控诉请求，这种‘败诉’结果对他个人而言，构成了一种挫折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了，国家虽然是一个法治社会，并且法制社会也是很严厉的，但是在犯罪分子认罪改过态度比较积极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从轻处罚的，但是这就取决于犯罪分子的认罪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