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盼望过年，只有过年时吃的最好，穿的最新，玩的最趣。

      我出生在乡下，成长在农家，在城里定居是在成年后，因此上最最难忘的是乡下过年。

      一进入腊月，便渐渐嗅到年的味儿，一天浓似一天。先是腊八吃粥，接着小年送神，除夕守岁。大人们一个个都忙的不亦说乎，所有的忙碌无例外地都和过年有关系，或者说是为过年而做着各式各样最细致周全的准备。孩子们却全然不顾大人们的忙，您忙您的，我玩我的，各行其是。尤其是放了寒假的小学生们，像出笼的小鸟儿般欢快无比。那时候没有寒假作业，不像现在的学生，假期作业分门别类一堆堆，搅的心神不宁。

        大年三十最忙，这一天连孩子们都要派上用场。打扫院落，整理家陈，张帖年画，一事儿赶着一事儿。居房正中照例重新更换毛主席画像，还有《穆桂英挂帅》、《红灯记》、《沙家浜》等连环故事画——当然少不了学校发给我的“三好学生”奖状。全部贴好后回头再看，啊呀！还真是陋室生辉，焕然一新。

      过新年贴对联，是华夏古风，源远流长。一副好的对联，讲究字体优美，有书法韵味，耐品赏；内容新颖，合时代风气，有启迪；对仗工整，具诗律平仄，诵上口。写对联，贴对联，乍一看简单，却也生出许多妙趣轶事，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就因为书法超群盖世，为时人垂涎而求字不得，他老人家过年大门上贴出的对联免不了被人偷偷揭走。万般无奈之下，主人不得不想尽绝招，以防不测。对联是过年的显著标志，都是现写的。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就不再求人写，母亲对我说，“你都是读了书的人了，得自己来写。”到后来再过年时，连不少邻居家的对联也交给我写。当我看见邻人门上贴出我写的对联时心里美滋滋的，像吃了蜜糖一样的甜。如今过年贴对联仍旧是少不了的，不过很少手写，家家户户贴出来的对联基本上都是印刷机“写”的，上面还打有广告，就连我家门上的也如此，懒得去手写。

      祭祀，是逢年过节必有的活动，大概从黄帝时起就有。中华文化一路走来，一直伴随有祭祀文化，隆重而庄严，神圣而神秘。我们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里，总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地下出土文物，商周代青铜器无以计数，多为酒器、礼器、乐器和祭祀物品，就是明证。日月交替，人神共享。敬灶神，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敬天地神，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川。敬财神，以广其物；敬门神，以佑平安；敬圣人，以敦好学；敬祖先，以勿忘本。摆供品，燃缕香，跪叩拜，默默然而行仪式。不能随便地将这一切举动都视之为迷信，它是古老民间的一种风俗，更是善良的朴素的信仰和祈盼，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延续。

      除夕一过，便是新年伊始，一元复兴。寒冷的冬日，漆黑的夜晚，当天上还是满天星斗时，农家院子里点燃了一堆篝火，火苗一串一串的，伴随着干柴不断迸裂的响声，火光照亮了整个小院，也照亮了我们每个孩子脸上灿烂的笑容。这篝火在我们那儿就叫年火，家家都有的，大人们说烤了年火，小孩子就不怕冻坏身子。等我长大了才知道这年火是寓意兴旺，是驱走黑暗迎来曙光照亮前程之火，真正的薪火相传啊！远古的先人们，自从他们发明了火，从此就再也不害怕了。

      这时村子里远处近处，从四面八方开始渐续渐断的响起了炒豆般的鞭炮声，我们兄弟几个按着鞭响的方位，急匆匆跑过去，满地上捡拾那些未能炸开的小鞭炮儿，只等寻空儿掰开撞火花玩儿。邻家的娃娃们手里也攥满了一把，走过来得意洋洋，看那表情倒像捡了宝贝一样。

      那些年，我们村里也和别的地方没甚两样，总体上都比较贫穷，尤其是家口多的人家。可是再穷也照样过年，总和平时大不一样。旧社会象杨白劳这样艰难的贫户，不也在过年时对他的女儿说，“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爹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

      村子里早有那好乐热心的大人们，选择在一块平地上，用檩条粗细样的长木搭起高高的秋千架，引逗着青年男女一簇簇到来荡秋千。荡秋千有单荡、双荡，坐荡和立荡之分，难度最大的是立着双荡，就是两个人搭配，男女均可，同时面对面站立在秋千踏板上，双手抓紧两侧的千绳，一开始由他人先缓缓推送，同时荡者也逐渐顺势发力，前荡弓腿，后荡直身，越荡越高。高手荡出来的秋千有三个看点：一是荡的稳，不左右晃摆；二是荡的高，几乎接近秋千架的横杆；三是荡的美，身姿回转曲线变化不呆板。尤其是姑娘们除她们天然不同于男人的灵巧身段外，一双打着红蝴蝶结的辫子在空中飘来飘去，若惊鸿飞天，仙女下凡，“春风知得此时情，吹动秋千红影。”

      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看护下，也坐在踏板上小心翼翼地模仿，体验着荡秋千的喜悦和心跳……

      一声欢笑，便荡走了整整一个童年。欢笑声中洒出的悠悠岁月和绚丽时光，沉淀出甜甜的回忆，几十年过去了，又仿佛坐在秋千的风里，回荡着那“年”的趣味和生命的魅力。

        ——写于2021年春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