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爷爷坐在小卖部柜台里面的椅子上，听着收音机。看到我拿着酱油瓶子来了，他站起来接过我手里的瓶子嘴里说着“打一斤？”手上已经拿起漏斗插在瓶里，用勺在酱油缸里舀起满满一勺酱油倒在漏斗里。我最喜欢看着酱油一点点流满瓶子。

李爷爷每次都打的很满。我递上2角5分钱，说声谢谢，转身走了。

冬天我去打酱油或买肥皂，他都另外给我一些肉冻，就是卤肉的卤子。卤子一冻变得晶莹剔透的甚是好看，吃起来又像现在的果冻一样好。

李爷爷递给我说“好孩子，拿回家吃去，不然该坏了”我明白他是因为知道我们从来买不起肉，才送给我解解馋。

他一直都很慈祥，哪怕是上门要账的时候。腊月里，做生意的都开始拢账，盘一盘这一年的收入，算一算别人赊下的账，该要的都要回来，也算对这一年的总结。

李爷爷来时，我也在家。跟我打声招呼，李爷爷就坐在了椅子上。他看出我妈的窘迫，就说：“我来只是对对账，你啥时候有钱再给。”

这在后来成了我爸我妈的榜样，做生意时别人有就给，没有就先赊账。年前拢账对账，手里宽裕的就给，手头紧张的来年再说。

我见过爸爸厚厚的几本账本，很多是今年归到明年，明年拖到后年的，我爸妈从不跟人急眼。

而刘奶奶年轻时豆腐做的又嫩又好吃，嫩得恰到好处，嫩还结实成块。不会买回家一兜子水做菜时一锅粥。这就需要豆子和水的比例，磨浆机石墨的松紧度，豆腐脑时间，豆腐脑压制时间都要刚刚好。

在刘奶奶的指导下，试了几次爸妈就出师了。把做好的头一包，切成十几块送给亲戚朋友邻居还有李爷爷。

李爷爷直夸赞“好，这豆腐做的好。我就说你们能行！”

就这样开启了我们家卖豆腐的小日子。

做豆腐对我来说是新鲜玩意儿。对大豆变成豆腐充满了好奇。每天下午写完作业，我就跟在爸妈身边忙前忙后。

他们要磨豆浆了，我就去压水压完了水看我爸磨豆浆。豆子提前一天泡水，待泡至膨胀，用手一掐就断就好了。豆子从斗子里进入，出来时就成了乳白色的豆浆。豆浆要再磨两遍才细腻。

磨完后豆浆下锅，炉子点火直至豆浆烧开，炉子是烧柴火的，玉米秸秆，小麦杆，杨树叶子农村都是不缺的。一口装几十斤水的大锅，烧开要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

豆浆烧开后，用瓢舀到一口缸里，加入适量的石膏，用瓢把整缸豆浆都搅匀，一定要保证都搅匀，不然会凝结不好。每次我妈都用三个脑袋那么大的瓢舀起豆浆，高高举起再浇回缸里，如此三四次就可以了。然后盖上盖子，等豆浆凝结。

大约二十分钟后，掀开盖子，豆浆已经变成豆腐脑了，豆腐脑像果冻一样，白白的很有弹性的样子。我总禁不住先盛一碗，洒上一点白糖，三下五除二，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就下了肚。

人的口味是会变的，现在吃豆腐脑我是断不会放糖的，我只放酱油。加糖只后觉得豆腥味更重了。

接下来把豆腐脑舀进豆腐模具里，模具正方形的，边长差不多八十厘米，是我爸亲手做的，里面铺好了洗干净的豆腐包（白布用来包豆腐脑）。

舀完了，用豆腐包像包小孩子一样角对角把豆腐脑完全包住，再盖上模具盖子，盖子上再压一块几十斤重跟模具差不多大小的花岗岩石块。就这样压半宿，将浆水都压出来，豆腐就做好了。

那时候我妈的力气真大，一整袋的大豆，一桶水，那块大石头都是说搬就搬，从不听她说累。

做吃的最要干净，她俩用把磨浆机，桶，锅都刷的亮亮的。生怕头发掉进豆腐里，做豆腐时头上都包上毛巾，我总笑他们像地道战上的民兵。每天早上卖豆腐前妈妈已经把洗好的豆腐包，盖豆腐块的布都洗好晒上了。

一包豆腐，差不多要卖一天，农忙的时候不到半天就卖光了。

爸妈觉得单卖豆腐挺轻松，时间也很宽裕，就又学了炸油条。傍晚做完豆腐，吃完晚饭，就开始和面发面，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炸油条。等我上学时，爸爸妈妈就带着豆腐，油条分头沿街叫卖去了。

不长时间，全班同学都知道我爸妈卖豆腐油条了。有几个很调皮的男生，故意凑到我面前学着我妈的声音叫卖豆腐油条，让我觉得很丢脸。

为此，我跟其中一个最讨厌的打了一架，我想狠狠的教训他，可毕竟我是女生，以失败告终。

我妈知道了也没说我，只说“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吃饭，不偷不抢，没什么丢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