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一个朋友发了一条微博好友圈，内容是：如果人生可以再来一次，我再也不要做成绩好的小孩。 我看了很诧异，因为这位朋友从小到大都是名列前茅，是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高考的时候还是小城的状元。一路顺风顺水的乖乖女，成绩上的天之骄子，别人眼中应试教育的受益者，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言论。询问详情后，才发现，她，成了针对自己的“精神周扒皮”，并深陷其中，十分痛苦。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我不妨称这位朋友为小A。小A有个很喜欢的偶像，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位偶像的歌曲支撑她走过了高中最困难的时间。最近她的偶像要在G市开演唱会，小A攒了很久的零花钱，又凑上了自己的奖学金，准备周末坐高铁去看演唱会。在抢到演唱会票并且已经定好宾馆后，小A和父母视频的时候提到了这件事，没想到父母大发雷霆，质问她这种事情有什么意义，对于她的未来有什么价值。小A不服气地反驳：可是这样做我很快乐，并且感觉这和旅行没有什么区别，还能趁机了解另外一个城市。她的父母不屑地回答道：旅行能增长见识，这种行为只是瞎凑热闹，是不务正业。还苦口婆心地教导她，寻求快乐的方法有很多，可以读书，学习，没必要用这种费时费力又费钱的方式。 小A很委屈地对我说，从很早她就开始意识到，每当她因为想去做什么事而寻求父母意见的时候，父母总会反问：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学习？有什么好处？对你未来的简历有没有帮助？这让小A感到窒息，因为她感觉自己的每个选择都必须以是否对未来有价值作为根本出发点。

      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很多年轻人都在这种无形枷锁的桎梏中成长，于是当他们长大成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他们下意识地把“该不该做”作为第一衡量标准，而不是“想不想”。当仍处在校园中的学生每天都在精打细算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多少价值，他们斤斤计较每句话、每个行为的得失，而不是做这件事快不快乐，它能为自己带来多少愉悦度，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苛责自己的“精神周扒皮”。

      除去法律和道德的束缚，世间千万事，是否都该用正确与否作为衡量尺度，是否所有的事情都适用于“该不该做”，我想，是需要当代年轻人开始注意的。

      可即使在意识到这点后，小A还是没办法说服自己走出来这种情绪。因为她发现，她总是不可避免地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或许有人会说，这样多好，经常站在父母的角度思考，理解父母，懂事孝顺，这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呢？

      如同小A之类的子女，这种下意识的换位思考并不是朝夕而成的，而是在日积月累中形成的一种如同条件反射般的习惯，换句话说，在小的时候，他们就被迫承担起“理解照顾父母情绪”的任务。而这是否是一种好现象呢？在美国作家苏珊·福沃德和影视编剧克雷格·巴克合著的心理学著作《原生家庭》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角色倒置”，即因为父母的不当行为，使得尚在成长期的孩子被迫承担起不适龄的责任。除去父母酗酒、赌博、虐待等比较显而易见的行为，这种“不当”甚至可以是父母从小就对孩子灌输“父母照顾你有多不容易，所以你必须要成才”或者“父母工作有多辛苦，所以你一定不能乱花钱”之类的言语灌输。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尚未成熟的孩子早早地被植入“我没有任性的权利”这样的观念，所以在类似小A身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会下意识先自责：我是不是给父母造成了额外的压力？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任性，会偏离父母对我的预期？而这会不会让父母失望？我怎么可以让父母失望？我是不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诸如此类的想法的萦绕，会使他们感到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哪怕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并不是涉及原则的大是大非。

      这种情况在中国家庭中极为常见。长达数千年的“孝”字为首的传统伦理观念使得质疑父母本身就成了一件饱受质疑的事情。在去年大热的电影《狗十三》中，小女主李玩就在这种传统中国是教育中逐渐妥协。

      但或许我们也可以开始反思，不做父母影响下苛责自己的“精神周扒皮”，第一步就是要敢于认识到这种天然权威的可打破性，意识到过分过早的“角色置换”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突破自己被“孝”所驱使的内疚，再进一步减少对自己的苛责，似乎就会变得容易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