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的三对“父子情”

          近日读完《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对于安史之乱中李氏父子、安氏父子和史氏父子这三对父子之间复杂而悲剧性的“父子情”深感唏嘘。

          第一对:安禄山与安庆绪—— 扭曲与弑父的畸形之“情”

          这对父子的“情”是彻底扭曲和黑暗的。安禄山作为一个靠军功上位的枭雄,对儿子的感情更多是视为权力的一部分和私有财产。他性情暴戾,尤其晚年因身体病痛(极度肥胖、失明)而更加多疑残忍。他对部下和儿子非打即骂,毫无父子温情可言。他甚至因宠爱幼子,而有废长立幼的念头,这直接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他对安庆绪,有威严、有掌控,但唯独缺少父爱。安庆绪对父亲的感情主要是极度的恐惧和压抑的怨恨。他身为次子,在父亲巨大的阴影下战战兢兢地活着,时刻担心自己被废甚至被杀。他对安禄山的“孝”是出于恐惧,而非敬爱。最终,这种恐惧压倒了一切,催生出了弑父自保的极端行为。

       这是一段被绝对权力彻底异化的畸形关系。父不像父,子不像子。他们之间没有亲情,只有权力链顶端的压迫与下端的恐惧,最终以最惨烈的“子弑父”方式爆发。这为整个叛军集团定下了残暴内斗的基调。

        第二对:史思明与史朝义—— 历史重演的悲剧之“情”

        这对父子几乎是安氏父子的翻版,证明了叛军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致命缺陷和文化上的野蛮。

        史思明同样重复了安禄山的老路。称帝后骄横跋扈,残忍好杀,同样因偏爱幼子史朝清而屡屡羞辱、打压甚至威胁长子史朝义。他曾在战斗中公开表示要杀掉史朝义“以正军法”,完全不顾父子之情。他的行为不断给史朝义传递一个信号:你的命掌握在我的手中,我可以随时来取,而你自己做不了主。 史朝义他性格相对怯懦,但并非毫无能力,为人宽厚,恭谦谨慎,爱惜士兵,将士们多归心于他。他对父亲最初可能仍有敬畏和尽孝之心。但在父亲持续的羞辱和生命威胁下,这种情感迅速转化为自保的恐惧。当他得知父亲要对自己下手时,他的选择与安庆绪如出一辙——先下手为强。

        史氏父子的结果是一段毫无创新的历史重演。它再次证明,在一个缺乏制度约束、只信奉暴力的集团内部,权力交接必然伴随着血腥的丛林法则。父子人伦在生存面前不堪一击。“弑父”仿佛成了一种可悲的继承仪式。

        第三对:唐玄宗与唐肃宗李亨—— 家国矛盾下的复杂之“情”

       这对父子的“情”最为复杂,交织着家国天下、个人权位和微妙的政治博弈。

       李隆基对太子李亨的感情一直是宠爱与猜忌并存的。可能是李唐皇室天生对于权力的嗜血而有残杀亲族的基因,也可能是自身皇位得来不正(曾发动政变),晚年极度猜忌所有潜在威胁者。他早年一日杀三子,立李亨为太子后,又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不断打压和监视太子,防止其威胁自己的皇权。这种长期的压制使得父子间早有深深的隔阂。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出逃,其权威已然破产。他对儿子的感情,在失去权力后,可能更多转化为无奈、失落乃至一丝怨恨。

        李亨做太子的十几年,是在父亲的猜忌和权臣的打压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度过的。连在酒宴上多吃点肉、喝点酒都拍被人抓到把柄,他对父亲的感情充满了敬畏、恐惧,甚至可能有一丝积怨。马嵬坡之变后,他与父亲分道扬镳,北上灵武自立为帝,这一行为看似“不孝”,但背后有将士拥护和天下大势的推动。他打着平定叛乱、恢复社稷的旗号,这使得他的行为具有了“为国夺情”的合法性。但他尊玄宗为“太上皇”,事实上是用礼貌的方式剥夺了父亲的实权,心中必然承受着巨大的道德压力。这也为他日后不顾李泌的战略部署急于收复两京的昏招埋下了伏笔。

        李氏父子情被巨大的政治危机所裹挟。它不再是简单的家庭伦理问题,而是上升为帝国统治权的归属问题。肃宗的行为是“不孝”却“忠国”,玄宗是“失权”却“得名”。他们的关系体现了在帝国存亡之际,父子亲情必须让位于政治现实和王朝延续的需要。这是一种充满无奈、博弈和历史复杂性的悲剧,与叛军阵营赤裸裸的相互杀戮有本质区别。与其相媲美的恐怕也只有明朝的嘉靖父子,这两对父子关系,虽然过程截然不同,但都揭示了绝对皇权对人性亲情的残酷异化。皇帝首先是权力动物,其次才是父亲。而他们的儿子,朱载坖和李亨,则是在两种不同形态的“父权高压”下,为了生存而采取了最适合自身处境的策略,一个成了隐士般的幸存者,一个成了冒险式的突围者。他们的故事,是历史书中关于权力与亲情最经典的注脚。

         安史之乱中的这三对父子情,没有一对是正常的、温暖的。为人父者既没有展现父辈的温暖关怀,或口无遮拦或肆意凌辱子女,又没有做好相应的反制措施,最终遭长久挤压矛盾的反噬。为什么历史中上位者总是扬言要杀掉下位者而又没有采取措施,最终因为这句话被反杀。后人哀之而不兼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倘若有一对父子能够摒弃猜疑,父子同心,以当时的形势,未尝不能开拓出一番新局面。

         这三对父子关系,远非简单的血缘亲情,而是被权力、猜忌、恐惧和时代洪流所扭曲,最终都以悲剧收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在极致权力面前亲情的脆弱与异化。它们都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悲剧缩影,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绝对权力对人际关系的腐蚀力,以及在历史洪流中,个人情感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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