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经济报
贺昊
一份报告评估指出，港大深圳医院（下称港大医院）目前已经亏损十亿港元。深圳市政府曾承诺资助该医院前五年运营花销，而至今香港大学（下称港大）已为该院运营垫支2亿港元。对于港大垫付的2亿港元，深圳市医管中心表示，这笔费用是港大聘请在港大医院工作的专家和管理团队的薪酬等费用。
作为内地公立医院改革样板的港大医院，吸引公众视野的还有其高薪养医政策，随上述评估报告一起披露的医生薪酬，最低的年薪为56万元，最高的91万元。
医院亏损的原因有很多，相关各方普遍关心的应该是：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支撑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否自我闭合。也就是说，在现有筹资渠道、筹资方式、筹资结构、筹资水平下，医院能否做到收支平衡？如果不能，原因是什么？造成收不抵支的最核心因素是什么？
从港大医院这一实例来说，以报告披露的数据，2013年医生薪酬福利约占全院成本支出的50%，显然，造成其亏损的最核心因素就是医生薪酬，即亏损是其高薪养医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为了支撑这一薪酬政策、支撑医生的薪酬水平，港大医院希望能将医院特需服务比例提高到40%以上，而这违反了相关政策，也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原则相悖。也就是说，新医改给公立医院未来的发展指向是：公立医院将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以提高内部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实现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下的收支平衡。
于是，从港大医院的事例可引发的追问是：基本医疗服务究竟能支撑多高的薪酬？从逻辑上讲，以公益性为特征的基本医疗服务与可市场化的非基本医疗服务，其可接受的薪酬水平一定是不一样的。公益性的基本医疗服务只能支撑较低的薪酬水平，而市场化的非基本医疗服务支撑的薪酬水平较高。医生要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需要在两个体系内多点执业。
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数据来看，三级医院在人员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25%，差不多是港大医院相关支出水平的一半。以医疗整体水平比深圳略高的上海为例，在基本医疗服务范畴内，以上海本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合理倍数来确定医生的薪酬水平，大致是社区医疗机构医生薪酬为社平工资的2.5倍，区级医院为社平工资的3倍，市级医院为社平工资的4倍。以上海市2013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60,435元计，则市级医院（相当于三级医院）的医生平均薪酬为24万元左右。若按深圳市2013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62,619元计，则三级医院医生的平均薪酬约为25万元，与港大医院现行的薪酬水准差距很大，比最低的56万元低了将近55%。
当然，上述的计算非常粗略，但一些推论可以得出：
首先，基本医疗服务不能支撑超出社平工资太多的薪酬。否则，就会因薪酬过高使得医疗服务价格高企，与其公益性的特征不符，且使医院收不抵支，损害医院的持续运营。
其次，由于公立医院依规无法通过提供特需服务实现“以特补基”，因而，医生的非基本医疗服务的执业就成了其追求合理物质回报的渠道，虽然医院不能“以特补基”，但医生是可以“以非基补基”的。以后医生的多点执业，跨基本医疗服务与非基本医疗服务两种体系执业将会是主要形式。为了保证基本医疗服务的质量，医生能否跨体系多点执业，将以其基本医疗服务效果为基础性评价指标，可一票否决。
其实，就算将医生的收入来源分为两类，也不过是社会转移支付的一种，这种方式比财政补助有益的原因是：其与医生的具体工作成效而不是岗位有关，奖优罚劣的指向性更明确，公平性当然就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