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701年—762年）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从诗歌语言的开创上说，他其实不一定比得过杜甫，算不上承上启下的宗师——但是，一旦说起我们心目中诗的化身，好像就只能是他。在我们印象里李白很仙气，李白爱喝酒，会武功，纵情恣意，他的诗也是浑然天成，几乎没有人工雕琢。
诗里的李白，就是真实的李白吗？
当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这么说吧，诗里的李白是他的理想人格，而现实中的李白是一个不断努力靠近这种理想人格的人。
李白的人生追求非常简单：一个是出仕，一个是归隐。说的再具体一点，一个是当官，一个是学道。你可能觉得，这两个追求看起来挺矛盾的，但是李白不这么想：他认为这两条路都是自我实现的方式。他的理想境界，就是在仕与隐之间进退自如。
我们觉得李白是天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刚一登上诗歌的舞台，就是一个巨人。李白是个成名非常早的天才。他二十几岁写的诗，就已经大量选入唐诗选，成为必背篇目。比如那首“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是他十几岁隐居时听和尚弹琴写的。这就是典型的李白，潇洒而流畅。李白的诗能自然流露出磅礴的力量，一泻千里，速度很快、动能也很大，会产生一种把读者卷进去的感觉，不像杜甫的诗，能容你在对面站着看上很久，才能叹服他的鬼斧神工。
为什么呢？这就得回到李白早期的人生去找答案。
李白的出身很神秘，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到底姓什么。“李”这个姓是他父亲在路边看到一棵李树以后随手选的。从一些资料里，我们可以推断他祖上在隋代的时候被贬去了现在的中亚或西亚某地。到了唐中期，也就是李白很小的时候，一家人违反禁令偷偷跑了回来。因为犯忌，李白从来不太愿意谈起童年的事情。
我们能确定的是，李白从五岁到二十几岁这段时间一直待在四川，虽然后来再也没回来，但他一辈子都在怀念这个地方，把这里当成故乡。想想《静夜思》里那句“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唐代原本），诗里的“山月”就是他所思念的故乡，多山的四川。
在李白的自述里，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道家的书了。这是他后来会亲近道家的原因。他还说自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意思是他十五六岁能写很漂亮的大赋，可见李白小时候有深厚的文史积累，这是成人之后出仕做官的基础。
李白修道和从政这两个追求方向，就是在少年时代的学习里初步形成的。
年轻时的李白很有进取心。离开四川以后，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和大多数唐朝人一样，李白四处拜见名流，呈献自己的诗文，希望有人能举荐他做官。不过，就算有求于人，李白的态度依然狂傲。比如，他给韩朝宗的文章中说，自己就像平原君的食客毛遂那么厉害，至于能不能认出我的厉害，就要看主人的本事了。求人还这么狂，谁会愿意帮他呢？李白早年的仕途当然不太顺利。一直怀才不遇，他不得不调整了自己的目标，转向了隐居修道。
隐居是中国古代文人在战争或者仕途不顺时常见的退路。后来的几年，李白都在跟隐士交往，一起谈道。他说自己要超然物外，实现道家理想。当时的李白在学道这方面也做出了一点门道。他结交的都是名重一时的道家人物。但因为性格太狂，他也不太拿这些仙长们当回事，跟七八十岁的老前辈也都是平辈称呼。
这是因为，做官和学道都不是李白的终极目标。不管哪条路，对他来说都是自我实现的方式。李白说，要是出山从政，我就去跟王公贵族分庭抗礼，要是隐居山林，那也要傲视所有隐士。他对官爵和钱财不感兴趣，他只是想展现才华、实现抱负。最好一上来就身居高位，功成名就之后再飘然归隐，在人间留下一个神仙救世的传说。说到出仕，他不认同屈原的愚忠，他说：我绝不会为了政治自杀，眼前还有大好河山，大不了像谢安一样隐居就是了。而说到归隐，他又不认同陶渊明，他说：陶渊明大好的男儿，却一辈子隐居耕田，荒废了自己的才华，也不值得去学。
李白的偶像是战国时代的说客鲁仲连。这位鲁仲连一生有两次很光辉的出场，都是在大军压境的战场上，用三寸不烂之舌缓解了剑拔弩张的局面，解决了当权者的问题。和一般的忠臣不一样的是，鲁仲连没跟任何人订立有终身效力的契约，而是周游列国跟各个国君做朋友，事情办成了也不要报酬——为了逃避封赏，他甚至一路奔逃，说与其富贵却要屈于人下，他宁可穷而自由。这就非常符合李白在出仕这个环节的想象。鲁仲连的结局是浮槎东海，“海上”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符号，从秦朝开始，东海就是神仙家向往的圣地，这又很符合李白学道的志向。你看，这位鲁仲连正义又有才干，既成功又自由，简直就是李白理想人格的化身。
你看，李白跟大部分中国古代的文人气质很不一样。跟他差不多同时代的杜甫只想踏踏实实做事，但李白却是处处都要拔尖。李白的追求，是一飞冲天，就像他在诗里说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海水。”要飞就一飞冲天，就算不飞落下来了，也能颠簸沧海。这是李白不踏实的地方，但也是他可爱的地方。他毫不掩饰傲气，自己本来就比别人都牛，又有什么可回避的呢？
李白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他就像空降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标，就是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他特别自信，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了和世人对立的位置上，有一种一般儒家文人没有的轻狂勃发的自由。对他来说，任何别人定义的成功都不算什么，他要实现的是自己定义的成功。这种狂傲让他的诗里没有丝毫的自我怀疑，有一种蓬勃而出的强大力量。
但是，李白的狂傲性格也决定了他的命运。中年的李白，两个人生理想，他都实现了。他来到了权力的中心，也在修道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然而，登上顶峰，他看到风景并没有让他感到满足，李白的热情使他不甘于寂寞，李白的纯真却又使他不能妥协。
晃悠了大概七八年。李白学道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朋友，向皇帝举荐了他。李白成名很早，诗文很有名气，虽然没当成官，也算是个小名士。皇帝听过他的名声，正好又有人推荐，就索性邀请他入京了。想起来也很有趣，他想当官的时候没有官当，但真的要去长安了，却反而是学道的朋友促成的。这不能不说是命运使然，他的两种追求第一次交叉了。
李白这次去长安，排场很大，皇帝亲自迎接，说了一些很谦恭的话，这完全满足了他对从政的幻想——以世外高人的身份突然被国君器重，一入局就站在非常高的起点。
来到朝廷后，唐明皇让他起草了一些外事文稿，比如《答蕃书》，也就是后来小说里常见到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了——这个故事进了戏文，连韦小宝都拿来跟杨溢之吹嘘过，说：“唐明皇手下有个什么学问先生，喝醉了酒，一篇文章做了出来，只吓得众蛮子屁滚尿流。”可见它流传之广。提笔安天下，和鲁仲连的口舌平乱感觉有点像。
这么看，李白似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但是，除了写了一两次有价值的文章，李白在翰林院里好像就没有其他的正经事了。你可能听过一些传说，像是贵妃捧砚、力士脱靴之类的，好像他天天都在发酒疯。但实际上，李白过的就是普通官员的日子，一样得早早起床小步跑进宫门，晚上太阳下山还得待诏回家。
在这几年里，李白对自己一直向往的盛世朝堂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高力士他们四处兼并土地，占了京城近一半的房产。当权的人不学无术，皇帝也是“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只顾着玩。他担心政治上要起变乱，说“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也直接指责了唐明皇“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也就是说，纵然有名臣在侧，也是救不了了。而他自己呢？“区区精卫鸟，衔木空哀吟”——精卫填海既然永远填不完，就只能叼着小草棍满腹悲哀了。
他上班的翰林院是个文人扎堆的地方。他名气大，受皇帝重视，性格又不好，谁都看不上，当然就老有人给他小鞋穿。李白抱怨道，“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我本来是这么自由自在的人，却天天被一群狭隘的人嘲讽。
这样的日子，他怎么受得了呢。也就两年多，他就坚持不住了。到达了权力中心，却发现自己什么人都救不了。这时候，学道的想法又开始占上风了。救不了天下，那我还是先救自己吧。李白最终离开了长安，回到了江湖。
李白长安之行是不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呢？
我觉得，也不尽然。李白毕竟是一个诗人，长安对李白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了李白一个重要的表达利器——就是音乐感。在民间的时候，李白写诗就很重视学习民歌。来到长安以后，他偶尔要帮玄宗和贵妃写歌词，经常会接触到梨园的丝竹名家，这群人可是代表了唐朝的最高音乐水准。这以后，他的创作又上了一个台阶，节奏感、音乐性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对比一下李白早期作品和离开长安后李白写的名篇《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你就明白了。他处理诗歌节奏更加灵活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三个字，可以把诗的速度拉缓，就像瀑布下落之前，短暂的、平缓的水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李白的诗特别好，不只是因为口语，更是因为他在诗里把音乐的美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这都是后人的评价。对当时的李白来说，长安肯定待不下去了。他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于是离开归隐。如果是小说，这就是一个完满的结局了。不过这一年，李白才四十四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离开长安以后，李白碰到了杜甫。盛唐诗坛双子星完成了交会。告别杜甫以后，李白重新开始学道。他在这段时间里受了几次《真箓》。真箓是什么呢？是一种写着天上诸神名字和符咒的文件，需要由师傅传授，算是一种身份认可——道教也是有自己的层次等级的，得到有名仙师的真箓很不容易。受了几次《真箓》，意思就是他学道有了更强的进境，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他自己说，这段时间是“我闭南楼著道书”，天天都在努力做研究。他身上的那股神仙气质，就是在这段时间彻底形成的。
如果去看李白这个阶段的诗，你会觉得他的仙气更浓了，他的诗里，神话和想象的成分越来越大。而且，他能够在时空的变幻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一起笔，就能带我们回到了上古时代。这种时空的变幻其实和道家的观念有关。
我们来一起读读他的一首《远别离》。“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古时候呀，有娥皇女英两个妃子。这句诗，气息平缓绵长，就好像“从前有座山”这种开篇。接下来，这首诗就突然出现了变奏：“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从说故事突然进入了环境，“此离苦”三个字两个仄声夹一个平声，又像钉子一样把速度定下来。 然后是，“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渲染环境，故意用六字和七字交叠，情绪到达一个小高潮。整首诗里，他一直主导着读者的情绪。
“谁人不言此离苦”，李白从神话入手，写的其实还是人间的悲欢。仔细读他的诗，你应该能感受到，他虽然有神仙气质，却也没有断绝和人间的情感联系。他觉得世俗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都很荒谬，但是又同情那些不得不在蝇营狗苟里争夺杀戮的人们。他在学道的同时依然在高处观察着人间。他为百姓写了很多诗，比如反对战争的《战城南》，还有痛骂李林甫等人害死当朝名士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李白还没办法放下世俗生活的沉浮，没办法真的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对比一下他第一次归隐那种“你们都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们呢”的孩子气心态，你会发现，这时候的李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打个比方说吧，假如人生是一场赛车比赛，李白已经从平地驰骋的阶段，来到回弯下坡的阶段，虽然看着好像没有早先时候那么爽了，但是有迂回、有阻塞、有边界，才更能看出他的驾驭能力。
修道的神仙日子没有持续太久，安史之乱爆发了。对世界失望的李白，又燃起了使命感。晚年的李白，为了人民再一次参与政治，但最终窝窝囊囊地失败了。他自己认为，他的人生两个追求都彻底破灭了。但换个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承认，其实也是一种解脱。他跳出了两种追求的束缚，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李白五十五岁那年，安禄山起兵攻入长安，唐明皇和太子分头逃跑，一个去了四川，一个去了灵武，把长安城拱手让给了胡人。
国家危难，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虽然李白认为他追求的东西不在政坛，但他还是写了很多诗歌表达对皇帝的不满：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背过的那首《蜀道难》就写在这段时间。“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你大老远地跑到四川来干什么呢？“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别留在成都享乐了，想想长安吧！这几乎是愤怒地狂喊了。浪漫的神仙因为战乱彻底严肃了起来，悲愤了起来。在人间被荼毒的时候，他才发现，虽然这个世界空无而没有意义，但他依然爱这个世界。只要有兴风作浪的人，世界上就有他李白应该站的位置。
“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他想收复中原，想去杀了安禄山，想为百姓做点事情。他接受了唐明皇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的邀请，加入了他的麾下，开始了他的第二段从政生涯。你看，这时的李白并不要求地位和身段，也不再摆世外高人的架子了。作为一个快六十岁的老人，他这次从政和上次完全不同。上次去长安更多是为了自己个人成就，而这次，他完全是为人民勇敢地站出来的。
你可能会问，他为什么要加入永王的阵营，而不直接像杜甫那样去投奔太子呢？这是因为，李白主张迅速反击，把胡人赶走，好赶紧解救沦陷在长安的人民。而太子，也就是唐肃宗却一直在灵武一带龟缩不动，保存实力。李白心里根本没有什么所谓君权神授，每饭不忘君的儒家思想。他很实际，谁能做事情，他就帮谁。他不觉得皇帝有什么了不起，被皇帝看重又有什么了不起。他只觉得唐明皇和唐肃宗非常不负责任，直接把江山和百姓抛弃给了胡人，只有永王想救百姓。
后续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唐肃宗怕永王做大，下诏命令他放弃东南，迅速回四川去侍奉唐明皇。永王不想放弃本来大有希望的阵地，没有听命。在皇室的判断里，这就是谋反啊。唐王朝对外打不过，对内却不含糊，三家节度使包围，不到两个月，永王就被消灭了。李白也被抓了起来。
李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永王被定性为造反，李白当然也就成了从犯。他先被关押，再被营救，最后流放去了夜郎。杜甫得不到李白的消息非常着急，曾经写过很多诗思念他。比如“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从这些诗句里，你应该能感觉到杜甫的真情，也应该能想到，李白这段日子，过得很苦。
走到三峡的时候，李白被赦免了。“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以后他又活了三年。这三年里，他不再对政治抱有幻想，也不再愿意修道了。“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两个矛盾人生的追求，在人生末路同时宣告失败。他最后怎么死的呢？有人说他病死了，有人说他去水里捞月亮淹死了，也有人说他就没死。无论如何，在我们掌握到的历史里，李白的一生只到这里为止。这年，他六十二岁。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李白的一生实在是不太成功。他追求了半天，最后什么都没得到，死的也窝囊。但是，站在历史的维度上来看，李白是成功的。他的人生经历了出仕和归隐之间完美的回环，跟宋代词人晏殊那样的太平宰相相比，有他们永远无法企及的深度和广度。他能站在两极人生的高点上，他感受到的痛苦也超过常人。诗就是他的出口，是他的自我超越。
李白把自己理想的人格，变成了自我画像，然后用诗不断描画这个形象，在历史上留下了像神仙一样洒脱自在的形象。诗的价值从来就不是纪实文学所要求的真实还原，而是让诗人与读者在一个能辉映现实的幻境里，寻找到一个高于自己的自己。
我们说他是诗仙，其实并不是那种潇洒高歌，看开一切的状态。某种意义上说，仙就要是经历常人不能想象的痛苦，最终超越这些痛苦，也是由于这些痛苦超越了时空成了李白的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