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年80的猴，八九岁到十三四岁的小学时光，是我对“日子在变”最鲜活的记忆。那时候不懂什么叫改革，只知道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那些细碎的变化，就藏在驴拉的犁铧里、黑白电视的雪花里、煤油灯的火苗里，还有姥姥塞了盐和香油的馒头里。
八九岁的时候（大概1988年前后），物资还是紧巴巴的。村里刚通上电没几年，电压不稳，停电是家常便饭，晚上写作业全靠自制的煤油灯。找个墨水瓶，灌上煤油，捻一根棉线当灯芯，点燃后火苗忽明忽暗，映得作业本上的字影影绰绰，鼻子里还总飘着一股淡淡的煤油味。蜡烛是稀罕物，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实在赶作业时才舍得用，平时谁要是晚自习带根蜡烛去学校，能引来一圈同学羡慕的目光。那时候村里的拖拉机屈指可数，收麦子要两户人家合伙打场，碾麦粒靠石碾子一圈圈轧。家里缺个铁锹、少个镰刀，转身就得去邻居家借，互帮互助是庄稼人最平常的默契。我那时候还小，干不了重活，就跟着姥姥姥爷下地，看他们用单铧小犁犁地——两头老毛驴拉着套，姥爷在后面扶犁，一手攥着犁把控制深浅，一手挥着鞭子轻轻吆喝。我蹲在田埂上看，姥爷总说“犁地有门道，浅了翻不透土，深了驴拉不动”，这话我后来记了好多年。那时候的主食是棒子面糊糊和窝窝头，哥哥和大人们顿顿吃这些，有时候窝头糙得剌嗓子；我身体弱，家里的鸡蛋和白面馍馍基本都留给我，这是穷日子里，家人偷偷给我的偏爱。放学回家，我攥着一个白面馒头一块咸菜就往外跑，姥姥总站在门口喊我，把馒头掰开个口子，撒点盐滴几滴香油，那香味，现在想起来还馋人。路过村口小卖部时，我总忍不住盯着玻璃柜里的水果糖看，攥着兜里攒了好几天的几分钱，终究还是舍不得买，这是童年里藏不住的小念想。也是这时候，最盼的就是邻村放露天录像的消息，天一擦黑，就揣着姥姥给的瓜子，跟着哥哥和小伙伴们一路小跑赶过去。银幕往村口的老槐树上一挂，大人小孩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一响，满场都是跟着喊“靖哥哥”的声音，这是我对“外面世界”最初的印象。
十岁那年（1989年），家里添了第一件“大件”——一台飞跃牌17英寸黑白电视机。这是老爸攒了好几个月工资买的，他是中专毕业，在村里人大多是文盲的年代，这份公职让家里的日子比别家先松快了一点。电视天线得用竹竿挑起来，高度要超过房顶，信号不好的时候，我就搬着竹竿转圈圈，直到屏幕上的雪花少一些。一到晚上，邻居们都端着小板凳挤到我家来看电视，屋里坐不下就蹲在院子里，86版《西游记》播到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满院子都静悄悄的，连小孩都忘了打闹，这热闹劲儿，比赶集还足。也是这时候，我开始偷穿老爸单位发的藏青色制服，偷偷打上领带，对着镜子臭美，觉得自己神气极了。日常穿的还是深蓝色四个兜的中山装，洗得发白却被妈妈熨得平整，能穿上它，我已经很满足了。
十二三岁的时候（1991-1992年），我已经能跟着大人下地扶犁了。学着姥爷的样子，一手扶犁把控制宽窄深浅，一手吆喝着老毛驴，总算能把地犁得匀匀实实，不会被大人笑“狗啃似的”。这时候，村里的电慢慢稳当了些，停电的次数少了，晚自习不用再凑着煤油灯的火苗写作业。村里的风气也慢慢变了，一部分思想活泛的人开始动起来——有人开了小卖部，货架上摆着水果糖、洗衣粉，有人用拖拉机拉砖拉炭跑运输，每天早出晚归地挣钱。但我家还是老样子，老爸有公职在身，总说“别搞投机倒把”，只能按部就班过日子。也是这几年，爸爸妈妈常带着我去武安的奶奶家走亲戚，有时候坐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有时候搭叔叔大爷的顺风车。我们去县城逛百货大楼，去邯郸的丛台公园看假山，这些见闻，让我知道村子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心里悄悄埋下了“想出去看看”的种子。
小学时光的尾巴上，我已经能稳稳扶好犁，也能跟着电视里的主题曲哼唱。我依然不懂什么是改革，但我清楚地记得，日子从煤油灯的忽明忽暗变成了稳定的电灯，从哥哥和大人们啃窝窝头、我吃白面馍，慢慢变成了全家都能吃上白面；从靠老毛驴犁地慢慢看到了拖拉机的影子；从挤在邻村看《射雕英雄传》录像变成了家里有了电视看《西游记》；从穿打补丁的衣服变成了有了属于自己的中山装。
这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细碎变化，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却实实在在地改善着生活，也悄悄改变着我们的认知。这，就是我一个80后农村孩子，眼中最实在、最真切的改革。【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