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之花美丽盛开２
范国强
考究中国人的自杀历史，有一种现象颇值得注意，许多人的轻生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天生就不怕死，或是他们已经活够了似的，而是因为他们都自认有一个值得去死的理由，这理由往往与他们头脑中确立的某种信念或某种信仰有关。为了这某种信念或某种信仰，他们自杀起来义无反顾，颇有点视死如归的精神。其中最典型最突出的，我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当为殉道型。“道”在这里可理解为是一种道义，一种信仰，一种理想，一种情怀。中国人素来看重精神，这“道”在他们眼里无异于人生的支柱，生命的太阳。中国古代有位思想家老子就曾发过“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叹，早晨闻“道”即使晚上就死也觉值得，可想而知这“道”在心目中的份量。当然老子所说的“道”与笔者上述对殉“道”的“道”的诠释不是一回事，这里只不过是借为比方。为了这至高无上的“道”，区区一己生命当然无足轻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大诗人屈原堪称这殉道型的典型代表。屈原的自杀可谓集高尚壮烈清醒于一身，他预感到他心爱的楚国就要灭亡，又不忍亲眼看到这种悲剧局面的出现，于是他先自杀了。他的自杀是基于爱国，而爱国又是“千百年来培养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列宁语），这种感情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尽管人们惋惜他的自杀，但又似乎找不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来阻止他的自杀。后汉的曹植曾有诗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可说是对这种殉道型自杀的诗颂。人们认可了屈原自杀的意义，所以屈原的精神才得以不朽，中华民族还专设了一个端午节来表示对他爱国精神的缅怀。
屈原的精神传到现代，现代的许多人不仅袭取了他的精神，而且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袭取了他的自杀方式。这种现象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普遍。如抗战时期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八女投江的自杀，八位英勇的女战士，在弹尽粮绝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临死也不做日寇的俘虏，手挽手毅然走向滚滚波涛。她们的自杀既是忠于祖国的一种表现，也是不使自己遭日寇凌辱的唯一手段。狼牙山五壮士的跳崖自杀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最令人感动的是回民支队的大队长马本斋的母亲，她在被日寇抓走以作人质企图来迫使马本斋叛国投敌时，为了坚定儿子的抗敌信念，也为了使儿子断了最后的牵挂，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绝食自杀。她在临终之时摔碎的那只玉镯，极为形象地展示了她誓死忠于祖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耿耿丹心。
还有许多自杀现象似乎也可以归入这殉道型的，譬如太平天国在天京城破时，数千太平军集体自杀熔入一炬，宁死也要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天国而献身，那种集体从容就义的壮烈场面既触目惊心又令人热血沸腾。
仅逊于殉道型的大概要算殉义型了。“义”在这里自然是特指的义气。受儒家思想千年熏陶的中国人历来崇尚“忠孝节义”，尤其对这个“义”字看得特重，这就是何以最重义气的关云长的庙宇会遍布民间历久不衰被人供奉的道理。“义”又主要体现在君臣、主仆、朋友、兄弟之间，它展示的主要是一种感情，一种以利益相关岁月相守人生相依命运相济为纽带的撕扯不断的深情。尽管它没有“道”的境界那么高尚，但它在中国战祸连绵民如草芥的历史上同样具有相当坚韧的凝聚力，成为许多人的人生寄托和精神慰藉，认为值得为之捐躯而不惜生命。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大概要算西汉时期著名的“五百义士”集体自杀的故事了。这“五百义士”都是故齐王田横的门客。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以后，听说田横避匿海岛，不免加忧，即派朝臣赍诏书前往招安。田横迫不得已应诏而至，实则已生了必死的念头。行距洛阳不过三十里时，他避开汉使私与随行二门客言：“汉帝召我，无非欲见我一面，汝可割下我首，速诣洛阳，形容尚可相认，不致腐败。我已国破家亡，死也罢了！”当即刎颈丧生。刘邦本铁面之人，见田横此举也不免为之动容。即遣士卒两千人为之筑墓，采用王礼厚葬。随行二门客俱授都尉之职，不料二门客却在田横墓旁又挖二穴，大哭一声后均拔剑自刎。这二客同殉还不够，岛中留守的五百余人闻之，遂共至田横墓前，且拜且哭，并凑成一曲《薤露歌》，聊当哀词。歌哭之后，统皆自杀。至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十五里尚存田横墓，《薤露歌》亦流传千古。“薤露”二字的意思谓人生如薤如露，后世常称之为《挽逝歌》。这集体殉义之举也同样惊心动魄，田横本人平素的好士重义由此亦可见一斑。
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中也有一则《羊角哀舍命全交》的故事，说的是春秋（疑为战国之误）时期的两个文化人羊角哀和左伯桃，萍水相逢结为知己。后二人在共赴楚国做官途中，不期遇上大雪。在行粮不敷衣单食缺“并粮一人生，同行两人死”的情况下，左伯桃毅然以牺牲自己而存活了羊角哀。羊角哀后来做官以后，念念不忘亡友，专门循旧路回来安葬左伯桃，却误将伯桃安葬在因行刺秦王不逮而死的荆轲墓旁。夜晚伯桃托梦于他，言及因荆轲怒其共夺风水而横加欺凌。在阳间实在无法可助亡友的情况下，羊角哀毅然在伯桃墓前自刎而死。从者急救不及，无奈只得遵从其嘱将其亦埋于伯桃墓侧。是夜二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喊杀之声闻数十里。羊左二人联手与荆轲好一场大战，硬生生将荆轲白骨散于墓前，荆轲庙亦烧做白地。后楚王感其义重，差官往墓前建庙，并敕赐庙额曰“忠义之祠”，就立碑以记其事。这故事虽然荒谬离奇，但却多少反映了古人对“义气”的崇仰和殉义之举的肯定态度，从侧面鞭挞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背信忘义卖友求荣的卑下人格，似不可单单只作为一般神话故事而读的。
与以上“二殉”相映衬的还有一种殉情型，这情自然是特指的爱情了。中国的爱情文化源远流长，爱情故事披览史册，其中殉情的痴情男女可谓代代接力有来人。中国是一个恪守封建礼教最虔诚的国度，也是一个提倡忠贞爱情最激进的国度，因此有关殉情的故事也最显得凄丽感人。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祝英台最后为她的梁兄毅然殉情之举，不知赚取了历朝历代多少同堕爱河的年轻男女的共鸣之泪。殉情的结果是双双化蝶，最后化入进了中国人的国粹各种剧目之中，终凝固成代代中国人唱之不倦的口碑。尤引人深思的是，这殉情的主动一方往往多是女性，在不少典籍中，都记载有相知相爱的夫妻在夫君既死妻子也随后自杀的悲剧，我想这可能与中国人的封建传统文化中一直提倡女子“从一而终”有关。可悲的是这种故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时不时在我们的周围重演，最近我就从有关报纸上看到一例，丈夫不幸因车祸身亡，妻子悲痛自杀亦跟着撒手西去，直令得我为之怅惘了好一阵子。我似乎并未由此生出些许仰羡之意，倒是有不少哀其不幸的成分在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