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的42朵花，在等待一场绚烂的花事。

我带了一身的晴朗，提早五分钟进了教室。在这节校内公开课上，我愿化作一棵树，去摇醒每一朵花的春天。

台下，学生们眼眸中的紧张、兴奋溢了一地，当然，还有期待。他们期待着举手，期待着发言，期待着为我挣一回面子，更期待着一场思想与心灵的风暴。

可我只有40分钟！我能教他们什么呢？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备课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句话。鲁迅的作品永远是“要一奉十”的。站在《藤野先生》这样的经典面前，我愈发显得苍白无力。

我读不明白，开头的东京樱花难道不是赘笔？我也读不明白，写北京的白菜福建的芦荟岂不啰嗦？我更不明白，改改讲义，询问功课难道不是为人师表的职责所在？何以见得“伟大”？……当我在凝视经典的时候，经典也在凝视着我。

于是，我一读再读。我读篇，读段，也读句。我读词，读字，也读标点。“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提醒我，还要读字间的缝隙。缝隙里有魔鬼，也有光。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年少读《藤野先生》，“当时只道是寻常”，误把喋血文字匆匆看过。当时的我，只觉得那樱花必定是很美的，而藤野先生未必真有那么伟大的。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重读此文，只觉字字含泪。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一个“也”字，奇崛突兀，这是兀起之笔。哪里是这样的，以至于说东京也是这样？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都说了。文字的匠心如此！“无非”二字，简直锥心。写下这句话的那刻，鲁迅又是怎样的失望。东京到底怎样呢？“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两个“的”别别扭扭，却别有韵味，欧化的句式，是他作为白话文先驱者探索的足迹。鲁迅太想在古文之外，为国人辟一条新的语言之路。他的这颗心，又有几人领会得?

读之，不觉泪已盈盈矣。

他多么想救多灾多难的中国啊，“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带了引号的“清国留学生”，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实在标致极了。”极尽嘲讽之能事。

他，一个人；“清国留学生”，一群人。他于人群的狂欢中，远离了欢乐的人群。面对遍体鳞伤的祖国，快乐于他而言，是不道德的。这个少年注定是要与人群向背离的，因为他已在绍兴完成了一个孩子到知识分子的蜕变。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欠着国家什么。于是，一生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独行人世间。

于是离了东京，入了仙台。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席慕蓉有句诗，叫“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青春时的我，总觉得前三句不写也罢，实在啰嗦，读得仓促又仓促。如今却含着泪，一读再读。一个连标点都不肯轻易放过的语言大师，又怎么容得下自己的文章中有赘笔？备课至凌晨，我横竖看不明白，最后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纸写着两个字——“辛酸”。

一段四句，第一句总起，二三四句皆是分述。第一句“物以希为贵”，以“物”总起。第二句的北京白菜是物，第三句的福建芦荟是物，第三句的“我”又是什么呢?千万别说出答案，那是鲁迅最后的体面。他不愿将自己在异国的不堪完全暴露，就当是“优待”吧！

凌晨。泪如雨下。不忍卒读。

但，课还是要备。

“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弱国子民的酸楚情状，却被他淡淡写出，淡得几乎骗过读者。鲁迅是要强的，他总是不肯向我们展示自己的脆弱与不堪。明明心上万千悲楚，却调了极淡的墨，用毛笔轻轻写了句玩笑话。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笔调陡然一转，自与前文大不相同。前文的酸楚一扫而光，仿佛伸手便能触碰到那个少年灿烂的笑脸。少年心心念念的那位先生，终于出场了。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一束光，照了进来，游子的天空变得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拿来我看！”我该怎样让学生感受到藤野先生的亲切呢？还是领着他们一起读吧，朗读是最能将文字引导灵魂深处的方法。读出一个“么”，读出一个“！”，便足够了，所有的温暖都在其中了。

“你看，你将这条应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平平淡淡的一句话，鲁迅用了他最喜欢用的“——”，鲁迅所有的心事都藏匿其中。先生指错误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会触碰到弱国子民敏感的内心，于是立马转换了沟通的方式，“自然”二字，既照顾了情绪，又给足了鲁迅体面。终于，在异国他乡，鲁迅遇到了一位不把他当作“茭白”当作“龙舌兰”的日本人。

于千万人之中，于无边的黑暗中，遇见一束温暖的光。有了东京的赏樱，有了“茭白”“龙舌兰”的衬托，藤野先生的温暖，更显可贵。故，年少时认为的赘笔非败笔，乃是陪笔，为写先生这一主笔而特意安排。鲁迅，怎样的匠心！

“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卡尔维诺的话在我认为已读懂此文的时候，及时地提醒了我。

文末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给了我温暖吗？买了《山海经》的长妈妈，同样给过鲁迅温暖，怎么不说阿长伟大呢?一位老师，兢兢业业批改作业，对学生亲切，难道就是伟大吗？教辅书上的解释是，因为藤野先生没有民族偏见，给了鲁迅跨民族的关心，所以伟大。这样的解释，总令人觉得隔靴搔痒。若我在课堂上这样向学生解释“伟大”，学生们能接受吗?八年级的他们，显然不能接受这样干瘪的解释。

那该如何解释?沮丧与绝望在心间弥漫开来。“作者要写什么，怎么写的，全都在书里完完整整告诉你了。”汪曾祺的话从心底升了起来。

一个惊雷将我炸醒了!“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勇气”二字！为什么看一眼藤野先生的照片就能给鲁迅无限勇气？是没有民族偏见的性格吗?显然不是。是爱吗？如果是爱，怎么不说是母亲的照片？藤野先生给了鲁迅什么，而让鲁迅瞬间又有了和‘正人君子’们战斗的勇气？

当几乎所有的日本学生、教员都将弱国的子民视为“茭白”时，同样身为日本人的藤野先生，是选择与大家一样以舔舐别人的伤疤为乐吗?还是，从取乐的人群中走出来，和弱国的子民站在一起？藤野先生选择了背离人群。但，背离人群，背离大众，往往需要代价，需要勇气。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背离人群，坚持自己所认为对的东西？背离人群，意味着，一个人对抗一群人。

1926年秋，在“正人君子”们的迫害下，鲁迅离了北京，来至厦门，写了此文。

这年秋天，他又要一个人对抗一群人了，一如藤野先生一个人对抗一群人。

对抗，需要勇气，但往往会粉身碎骨。

读至此处，泪湿青衫。

这节课，我要告诉学生一个与教参上、专家们眼中不同的“藤野先生”。这样做，很冒险。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在对抗一群人？我心惶恐。

“铃——”公开课终于开始了。我看了一眼书上藤野先生的照片，忽又增加勇气了。

看，课堂上，一棵树正在努力摇醒每一朵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