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我当文书后，与大魏做了简单的交接。
首先交接了档案。当时连队的档案主要是干部战士的个人档案。连里没有档案柜，档案就放在后屋的一个黄色木箱中。箱子很大，很厚重，挂着一把大锁。
档案整齐地摞在箱子里。我们只清点了档案的份数，并没有查看档案袋里的资料。清点结果，档案份数与连队人数完全一致，此项交接完毕。
交接了郑连长的私章。他交给我的连队印章仅此一枚。不知是不是所有连队都没有公章，反正我们连队没有，连里不管有什么事，都盖连长的私章。
交接了枪支弹药。那时，连里已将下发的所有枪支收归连部管理，就放在连部大屋的后仓库里。有762步枪、冲锋枪、五四手枪、机关枪、40火箭筒、手榴弹和子弹。步枪、冲锋枪都挂在墙上，密密麻麻挂满仓库。子弹都是整箱的，一箱一箱地码放在墙边的地面上。印象中，连里的手枪是2支，机关枪是6挺，火箭筒是2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子弹已记不起是多少了。
清点结果，步枪少了1支，其他都没有问题。大魏说，少的这支步枪是个别人在连里收枪之前私自借出去的，连里一直在追查。据说，枪是借给了车队，而车队借枪的人又把枪转借给了其它单位，所以还没有查到枪的下落。
由于认识车队的人可以搭车，而兵团的运输完全依靠车队，所以各单位的人都争相巴结车队的人。但私自把枪借给车队的人去打猎，还是太过分了，应该是严重的违纪，要给处分的。可丢枪的事我没听说过，感觉连里是在刻意隐瞒，不愿事态扩大，因为连里毕竟也有管理不严的责任。
虽然我接手了枪支的管理，但没有人让我管追枪的事，好像此事在悄悄进行。最终枪还是找到了，借枪的人和连干部都解脱了。
另外，还交接了他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他正在制作连队的夹插式花名册，已刻完底册，剪好并填写了绝大部分插条。我接手后，只要将剩余的插条剪好填好，再插入底册就完工了。
我一直觉得，他的这种做法也应该算是个创举。我以前看到的花名册都是直接填在表格上的，如果有了人员调整变动，就得按变化后的组合重新填写一次，颇为费时费力。而他做的这种夹插式花名册，则可以任意调整人员的资料，并反复使用，真是方便多了。
他的做法其实并不复杂，大体分三个步骤。首先，将以班为单位的表格画在厚纸（图画纸）上，并用手术刀将表格的适当部位刻透，形成插口。之后，剪好插条，将个人信息填写在插条上。最后将填好信息的插条插入应该归入的底册页码。如遇人员调整，只需将调整人员的插条换个插口即可。
印象中，插条填写的信息内容有出生日期、家庭出身、个人成份、政治面貌等等，不清楚时可以查阅档案。
（魏禄通群里留言：大国，那个夹插式花名册的创造者是我的前任宝奎兄，我是因为老花名册用的时间太长了，照老样子重做一本而已。宝奎兄做事细腻认真，宋体字写的漂亮大气，是我的楷模。）
此外，他还给我交待了文书应该做的其它文秘工作，主要有做会议记录、写工作总结、开证明信等等。
我当保管员时，曾在连部班呆过。当文书后又回到了连部班，但班里的人员已有了很大变化。
卫生员小曹已调到师部机关。她还当卫生员，但服务对象变了，主要是机关干部和师首长。听说比在连队还辛苦，要到家里给首长和干部们打针。
接替她的是唐山知青小秦。另外，新调入的天津知青文英在53团时就是卫生员，到了我们连还当卫生员。我的印象中，她经常在师部砖厂那边给人看病，不知是不是因为砖厂没有医护人员，她要过去帮忙。
财务人员也全换了。在部队的编制中，是没有专职财务人员的，财务工作由司务长兼管。可兵团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所以安排了专职的会计、出纳。此时的会计是我原来的班长长兵，以前的会计树贵调到了木材厂（注：李义敏说树贵没有调到木材厂，去向待查）。出纳是从女生排调来的小娟，以前的出纳小明已上了大学。
参加军号培训班的大川已于1971年9月回到连队，继续担任通讯员。原来的通讯员大柱去了公务班。后又去了57团当司机。（韩瑞川群里留言：1970年陈晓春去支左时，我接王国庆当的通讯员。1971年3月到驻树木沟的一个部队学习吹号。六师一共去了二三十人。刘安柱接任通讯员。我学习了半年，于1971年9月回到连队，继续担任通讯员。刘安柱去了公务班。）
自从我不当保管员之后，连里就没有再安排专职保管员，而是由通讯员兼任。所以大川还要兼任保管员。另外，他还是我们连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司号员。
他的司号水平那叫响当当，吹出的号声就跟电影中的军号声别无二致。
每天清晨，乌拉盖草原都会响起他那嘹亮、悠扬的起床号声：“5—1—3—1……，3—5—5—1……”虽然会扰人清梦，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好听。至今想起那号声，还觉得非常亲切。
什么集合号啦，紧急集合号啦，冲锋号啦，熄灯号啦，他他统统会吹，但我们天天都能听到的就是起床号和熄灯号，偶尔能听到紧急集合号。要想听冲锋号，只能让他特意给你吹，因为那时我们基本上在忙生产，没搞过冲锋的训练。
大川长得挺白，高个，略胖。以前和他接触不多，只记得有一次打篮球，我跳起抢球落下时正好砸在他的大屁股上，他没有任何反应，我却痛得反胃，蹲在地上一动不动。
连部班唯一没有动的是医助老仁。
人们可能不太清楚“医助”是什么职务，其实，现在的大医院一般都有医助，我们看到的那些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的助理，就是“医助”。
可我不知道，我们那会儿的医助，到底是医生的助理，还助理医生。因为我从没有看到过老仁给我们连的现役军医朱医生做过助理，他一般都是独立地给我们看病，感觉他更像“助理医生”。他地位肯定要在卫生员之上，因为他也对卫生员进行业务指导。
老仁是复员兵，年龄比我们大，可长得细皮嫩肉，没有一根胡子，嗓音还有点儿细，显得比实际年龄小不少。他说话时，爱歪着头，比手画脚，作派也有点儿像孩子。复员兵们都叫他“小哨儿（音）”，不知什么意思，是否与他的嗓音有关。
他妻子来连队时，有人去他们临时住的小屋找他，进门说问：“小哨儿呢？”他妻子不知道他有这么个外号，找出把小勺儿递给来人。把那个人笑得肚子都疼了，可他妻子还不知这人为什么笑呢。
新食堂建好后，旧食堂里的那张乒乓球台子搬了过来，我常去打球，他也常去。为了从精神上震慑对方，他上场时都号称自己是“热个热”。原来那时有个叫梁戈亮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声名正响，他觉得自己发明这么个与世界冠军相关的新词，既有趣儿，又能干扰对方，所以总把它挂在嘴边。
他自己叫得很带劲，可别人却不这么叫他，见了他总爱说：“嘿（谁）让你动我的皮包咧？”
这句话本来是他问别人的一句话，可大伙听着有趣，又用来取笑他。
原来，有人找他拿药，看他不在卫生室，就翻了他出诊用的红十字皮包（就是赤脚医生们用的那种印有红十字的方形皮包）。他的皮包里放着手表和磁石，本来是分隔放置的，可那人翻动时没有注意，使得手表和磁石吸在了一起。
他发现手表由于和磁石吸在一起不能走了，气得够呛，恨不能立即找出这个干坏事的家伙来。他判断这个人正在患病，便决定诈一下那些最近找他看过病的人，想把那个家伙诈出来。
他找到某甲，上来就指责：“某某某，嘿（谁）让你动我的皮包咧？”对方莫名其妙，说：“我没动你的皮包啊！”他又去找某乙，还是那句：“某某某，嘿（谁）让你动我的皮包咧？”某乙也坚持否认。
他诈了一溜八开，也没诈出个名堂，反让人们记住了他的这句话，见面就用这句话取笑他。
老仁还曾主动给我介绍过对象，虽没有成功，我还是心存感激。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我还得参加连里的生产劳动。
郑连长要求连部班的人都得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要以生产劳动为主，挤出时间干本职工作。
连部已有自己的劳动基地，那就是瓦场。瓦场共有8瓦制瓦机，连部承包了其中一台。别看连部是兼职打瓦，可技术力量却是顶尖的，因为我和会计长兵都是老七班的，是师部第一批制水泥瓦的技术骨干，后来那些打瓦的都是我们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去瓦场参加劳动的连部人员除了我和长兵，还有大川、小娟、小秦。没有老仁和文英去的印象。由于我们是轮流上岗，有时就会出现人手不够的情况，需要其他班的人支援。
印象中小兰曾到我们这台机子干过活儿。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也可能是其中一人）在河北日报工作。她眼睛高度近视，看上去有些娇气。但干起活来还是挺冲的，跟我们一起和灰、抬瓦，没有显出多么吃力。她很快就跟我学会了打瓦的技术，能够独立操作了。
但她和我在一起打瓦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不久她就调离连队，去大石寨转运站了。1973年1月，她办回了石家庄。
我们打瓦时，天津女知青小津去给我们送开水，长兵见面就给人家耍贫嘴。不知怎么小津冒了一句：“你打得过我吗？”这下让可他给抓住了，之后是见面就用天津话喊：“你打得过我吗？”
入秋时连里还安排人为连里的羊群打了过冬的草。由于天凉不能再打瓦，郑连长就安排我们连部班的人，轮流跟车拉草。
拉草也挺辛苦的。由于打草的地方离师部很远，我们一去就一整天。午饭要吃自带的冷饭，天黑才能回到连里。其实真正要干的活并不多，就是到了打草的地方，将草装上马车，用绳子扎好。
回来时，我们只能鞧在高高的草垛上。由于草垛总是晃来晃去，像摇篮一样，很容易睡着。那时，乌拉盖的天气已经很冷，等从草垛上下来时，人已冻得走路都腿脚发硬。
记得有一次拉草回到连部时，连部的人正搞小会餐，还有葡萄酒。郑连长看我冻得话都说不出来，就给我倒了杯酒，让我赶紧喝了暖暖身子。可谁知我喝下之后，非但没有暖和，反而一阵阵发冷，很快就把酒吐了。到现在都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除战友照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