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跟同事出去遛弯，碰到一个他以前公司的一个同事。我以前也在这家公司工作过，于是聊起来以前一起做过的项目。我们突然意识到，那些项目实际上都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时间流逝，简直快的感知不到。
但是，时间到底是什么？我们所定义的年月日，小时，分钟，秒钟，只是衡量时间的一种方式。我们常常说，时光飞逝，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这些实际上也不是时间的定义，而是关于时间的一种比喻。更进一步讲，是语言中的一种隐喻。我们的认知，很大层度上是通过隐喻构建的。
很多我们所认知的东西，并非他们的本来面目，而是他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比如钱，钱的本质是一张纸，但是我们对钱的认知确实更多的东西，比如是财富的一种体现，是国家信用体系的背书。再比如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这些东西，都是人通过自己发明的语言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这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告诉我们的。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媒介的变化。我们经历了早期的口口相传的时代，铅字印刷术统治的书面文字时代，电视的多媒体时代，以及当前的互联网的时代。
几年前的快播案中，有过一个关于技术的流行观点。该观点认为技术是中性的，无罪的，由技术导致的犯罪，更多的掌握技术的人的过错。真的是这样的吗？很多用过那些算法驱动型服务的人都知道，如果你不想接受某方面内容的信息，千万不要点击相似的连接，否则你会被持续地轰炸。作为用户，点击了某个链接，真的就需要承担被无效信息轰炸的后果么？
尼尔·波兹曼认为，每种技术，从来都不是中性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媒介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用来表现文化的工具，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在多媒体时代之前，媒介被铅字印刷术统治了很长时间。文字媒介表述事情的办法是严肃的，有序排列的，遵循逻辑的。能够培养人们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促进理性思维。大众阅读，公众对话表现为建立在书面文字之上的演讲和辩论。这实际上也是全民文化普及的一种证明。十九世纪的道格拉斯和林肯的辩论，动则好几个小时长篇大论，而且还广泛使用书面语，没有图片，没有视频，没有音乐。如果不具备足够的理解能力，谁会愿意去听呢？
电报的发明，改变了这种公众对话的形式。电报使信息传输越来越快，人们开始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更要命的是，源源不断的信息与他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人们被淹没在了一大堆不知来自何处，事关何人的事实中。后来的摄影术，在这个基础上，刚好又解决了语境的问题。这些奇怪的干巴巴条目，一旦配上了具体的图像，人们立刻觉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电视的出现，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文字时代要求人们思考，电视时代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电视只关心观众喜欢什么，就给他们什么。电视节目必须短，而且要有精美的图像和视频。一个节目和一个节目之间，没有关联。电视对观众没有任何要求，我们能轻松地在电视机前坐上好几个小时。
渐渐地，我们不再怀疑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根本不会意识到电视提供给我们的特殊视角。我们也不再谈论电视塑造文化还是仅仅反映文化，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内容。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的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
阿道斯·赫胥黎说，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