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始五年秋正始六年，这将近一年间，大将军曹爽在皇帝曹芳的支持下，与麾下众僚齐心力革除着弊政。
河北冀州的大中正官多数已被罢免或限权。这也使得许多世族老臣的利益与权柄被严重触犯。
正始六年冬，十二月辛亥日。十五岁的皇帝曹芳颁布了一道政令：
诏已故司徒王朗所做《易传》，作为太学课考之教材，令学者得以课试。
这道政令看似平平无奇，可实际上正是曹芳对曹爽正在进行的改制一种肯定、鼓励与帮助。
以往的人才选定，都是以朝中元老或地方世族中正官所决定，而如今曹芳亲自制订了《易传》课考法，正是为了把国家的选举大权从这些世族手中夺回来。
客观的说，九品中正制在文帝曹丕时期，还是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
比起东汉末年外戚、宦官卖官鬻爵，以及察举制只凭借“孝廉”选拔官员来说，无疑更为先进。
但是任何制度执行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发生变质，九品官人法也不例外。
明帝时，这种变质的弊端就已经有所体现了，因此明帝曹叡采纳了故司徒董昭的建议，立郎吏课试法：“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
他还曾诏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并将这七十二条交付百官议论，只可惜没有议出结果，这七十二条都官课考法最终未能实行。
而如今，曹芳的《易传》课考法，正是对当年明帝都官课考法的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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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州，长安城，征西将军行辕。
这一年间，夏侯玄虽然远在长安，没有亲身参与大将军曹爽的改制，但他却也忙的不可开交。
六年春，二月间，雍州南境的南安郡发生了一场地震，灾民甚众，再加上南面蜀将姜维督率的蜀虏正蠢蠢欲动，因此夏侯玄不仅需要一面赈灾、安抚灾民，控制灾情疫情，同时还得安排雍州南境的防御部署，忙的焦头烂额。
不仅如此，夏侯玄在百忙之中，依旧关注着朝中改制诸事宜，关于裁撤中正官权力一事，正在按照计划正常的进行；撤郡一事由于会遭到数以百计的中层郡守官僚的反对，因而不可操之过急，还需从长计议。
夏侯玄这一年来最为关注的一项改制，是何晏提出的恢复肉刑一事。
肉刑自古有之，包括黥、劓、刖、宫、大辟这五刑，以及其它侵刻肌肤、残害人体的刑罚。
肉刑起源于“杀人者死，伤人者创”的复仇思想。至夏商周三代已成为国家常刑，有三典五刑之说，秦及汉初相沿不改。
汉文帝在位期间，先后废除了肉刑中的墨、劓、斩左右趾和宫，被后人誉为“千古之仁政”。自此以后，肉刑在国家法律中基本停用。
此次刑制改革起源于这样一件事。
当时藩国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法，按律要被处以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便陪同父亲到了京城长安，向文帝上书，说自己愿意去做官奴，以赎父亲的肉刑之罚。
汉文帝很感动，于是就有了废除肉刑的想法，他让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商议，最终将墨刑、劓刑和斩左、右趾、宫改成了笞刑和死刑。
本朝自太祖以来，虽屡有恢复肉刑的议论，但始终没有议出结果。
虽然此政被称之为“千古之仁政”，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笞刑数量很多，有的三百，有的五百，结果很多人受了鞭笞之刑便丧了命。
因此有些士大夫批评说，虽然名义上减轻了刑罚，结果反而却杀人更多，虽然汉景帝即位后，继续刑制改革，两次颁布诏书，将笞刑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此弊端仍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这也就是后世君主为何要考虑恢复肉刑的原因。
到了汉末，大魏代汉以来，就先后有过四次复肉刑之议。
第一次，是在建安十八年，当时魏国刚刚成为汉的新藩国，时任魏王的太祖曹操便下令让众人评议此事。
太祖对钟繇、陈群所说恢复肉刑的想法十分看好，但由于当时反对者颇多，加上太祖觉得当时天下未定，军事未罢，更难以自己一个藩国的法令更改整个汉朝之制，于是便将此事搁置了下来。
第二次商议此事，是在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当时主管刑狱的钟繇再次大力倡议恢复肉刑，正反双方辩论未定，吴蜀便已来犯，因而此事再次被搁置。
明帝曹叡太和年间，进行了第三次商议，此次依然为钟繇所倡议。
此次朝议十分激烈，钟繇认为，那些原本犯了肉刑之人，不应该处以死刑，应当还是照肉刑处理。并提出这样可以达到“岁生三千人”的效果，也就是国中每年都可以多存活三千人。
王朗却以为，这种做法虽有轻刑之实，却难免酷烈之名，实施起来在固然有“起偃为竖，化尸为人”之效，但将导致吴、蜀谣言四起，恐怕政策尚未施行下去，百姓便先开始恐慌，向吴蜀流窜。
当时参与此朝会的，足足有议者百余人，大部分的让都同意王朗的看法，不主张恢复肉刑。
曹叡觉得王朗说的有理，再加上朝中阻力太大，且吴蜀未平，最终还是没有施行此事。
而如今，曹爽开始改制，何晏又重新提出这条陈年旧议，由于事关重大，自然不得不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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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玄在考虑，恢复肉刑一事应不应当被采纳。
当此乱世，恢复此以伤代死之法，固然会让国家人口增多，但这肉刑一旦恢复，虽然暂时有利于国力，但后世呢？
一旦大魏后世君主得以一统天下，届时天下大治，却又再到哪里去寻找汉文帝那般仁君贤主？
此等残忍肉刑，今日一旦被恢复，日后再想要废除，可就难了。
夏侯玄思虑已定，立即取出笔墨纸砚，提笔悬腕，写了一封反对恢复肉刑一制的论疏文章：
『以下几篇长文读者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因此不必细究，此处只是为了小说历史效果而添加。』
“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岂自然当有犯何！荀、班论曰：‘治则刑重，乱则刑轻。’又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杀妖逆也。伤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类也。如其可改，此则无取于肉刑也。如云死刑过制，生刑易犯，罪次于古当生今独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死者皆复古刑，斯罔之于死，则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也？犹称以满堂而聚饮，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则一堂为之不乐。此亦愿理其平，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于当杀，而忍于断割；惧于易犯，而安于为虐。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邪？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何用断截乎下愚不移，以恶自终？所谓翦妖也，若饥寒流沟壑，虽大辟不能制也，而况肉刑哉！赭衣满道，有鼻者丑，终无益矣。”
夏侯玄写完论疏，便差人送去了洛阳大将军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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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羲等人看了夏侯玄论疏后，十分赞成夏侯玄的观点，可是何晏、李胜等人还是没有被说服，因此李胜又以一篇论疏回复了夏侯玄，诉说恢复肉刑的好处：
“肉刑之作，乃自上古。书载‘五刑有服’，又曰‘天討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割劓之属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历三代，经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议也。今诸议者惟以断截为虐，岂不轻於死亡邪？君云‘妖逆是翦，以除大灾’，此明治世之不能去就矣。夫杀之于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伤人者不改，则刖劓何以改之？何为疾其不改，便当陷之於死地乎？妖逆者惩之而已，岂必除之邪？刑一人而戒千万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盗断其足，淫而宫之，虽欲不改，复安所施。而全其命，惩其心，何伤於大德？今有弱子，罪当大辟，问其慈父，必请其肉刑代之矣。慈父犹施之於弱子，况君加之百姓哉！且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腕；系蹄在足，则猛兽绝其蹯：扶元反。可毁支而全生者也。夫一人哀泣，一堂为之不乐，此言杀戮，谓之不当也，何事於肉刑之间哉？赭衣满道，有鼻者丑，当此时也，长城之役死者相继，六经之儒填穴满坑，何恤於鼻之好丑乎？此吾子故犹哀刑而不悼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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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玄看了李胜的回复，摇了摇头，心想，看来李胜等人还是不明白恢复肉刑的害处，立场不变的他又挥毫写了篇论疏，遣人送去了洛阳：
“圣贤之治也。能使民迁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惩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惩戒则无刻截，刻截则不得反善。暴之取死，此自然也。伤人不改，纵暴滋多，杀之可也。伤人而能改悔，则岂须肉刑而后止哉！杀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断截之政，末俗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杀人无所，斫人有小疮。’故刖趾不可以报尸，而髡不足以偿伤。伤人一寸而断其支体，为罚已重，不厌众心也。”
就这样，两人来回往返共写了十六份论疏，可终究谁也没能说服谁。
曹羲见两人难分难解，心想，此议论不仅是政见之争，恐怕其文章也会流传后世，对后世治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思虑及此，他觉得自己作为文人，理应为夏侯玄臂助，因此，他也写了这样一篇奏疏来支持夏侯玄反对肉刑的意见：
“夫言肉刑之济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则曰像天地为之惟明；察其用，则曰死刑重而生刑轻。其所驰骋，极于此矣。治则刑重，乱则刑轻。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达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杀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伤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类也。如其可改，此则无取于肉刑也。且伤人杀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则淫，敦之则一，激之也者，动其利路，敦之也者，笃其质朴，故在上者，议兹本要，不营奇思，行之以简，守之以静。大则其隆足以牟天地，中则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则刑罚可以无残虐。民静理则其化为恶之尤者，众之所弃。众之所弃，则无改之验著矣。夫死之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虽云惩慢之由兴，有使之然，谓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折骸，又何辜耶？犹称以满堂而饮，有向隅哀泣，则一堂为之不荣。在上者洗濯其心，静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惧乎奸之不胜，乃欲断截防转而入死乎？”
不久，丁谧等人也参与到了这场文书辩论中，大家来往以书信辩论，可是最终夏侯玄、曹羲等人既没有说服李胜、丁谧等人，对方也没能够说服曹夏二人。
大将军曹爽见此事难以推行，于是便将复肉刑之事再次搁置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