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铺子开在城中村最深处，招牌都没有，就门口挂了个生锈的铁皮桶。街坊邻居只知道我收废品，隔三差五拎点纸壳子、旧书报来卖。但真正的主顾，是那些半夜敲门的人。
他们来卖的，是情绪。
“老板，收‘委屈’吗？”门口站了个穿西装的男人，领带歪着，眼眶红红的。我让他进来，递了张纸巾。他坐下，没说话，眼泪先掉下来了。
我给他倒了杯温水，从柜台底下摸出个玻璃罐子，拧开盖。“你对着罐子说，说完我就收。”
他断断续续讲了半小时。无非是公司里背了黑锅，上司抢了功劳，回家老婆嫌他没出息。讲完，他盯着罐子看，里面多了团灰白色的雾，慢慢凝成颗珠子，指头肚大小。
“多少钱？”他问。
“不收钱，”我把罐子盖拧紧，“你拿样东西来换就行。”
他愣了。我指指他手腕上的表：“这个就行。”
他犹豫了一下，摘下来放柜台上。我把表推回去：“不是现在。等你哪天觉得，没这块表也能活了，再拿来。”
他走了。我把那颗“委屈”倒进一个更大的坛子里。坛子里已经有几百颗了，红的愤怒，黑的绝望，绿的嫉妒，五颜六色，像一坛子玻璃弹珠。
第一个来卖情绪的是个老太太。那年冬天特别冷，她裹着棉袄站在门口，说想卖“恨”。她恨她儿媳妇，恨了二十年。我让她对着罐子说，她讲了三个钟头，从儿子结婚讲到孙子出生，每一件小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讲完，罐子里多了团黑得发亮的东西。
“您拿什么换？”
她从怀里掏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把银锁。孙子满月时打的，儿媳妇嫌土，没给孩子戴过。
“这个行吗？”她问。
“行。”我收下锁，把罐子封好，搁在架子上。
第二天她儿子找来了，说老太太老年痴呆，走丢了。我说她昨天来过，但已经走了。儿子要报警，我拦住他，从架子上拿下那个罐子。
“你妈把‘恨’卖给我了，”我把罐子递给他，“现在她脑子里只剩你媳妇的好，你信不信？”
他半信半疑把罐子带回家。过了一个月，他拎着水果来找我，说老太太回家后，突然对儿媳妇特别亲，婆媳俩现在天天一起买菜。
“那罐子呢？”我问。
“我打开闻了一下，”他挠挠头，“啥味儿没有，就一股子老樟木箱子味。我媳妇说，跟她奶奶身上的味儿一样。”
我笑了笑，没说话。架子上那把银锁，正泛着光。
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有卖“孤独”的程序员，卖“愧疚”的货车司机，卖“不甘心”的退休老师。柜台上堆满了他们留下的东西——戒指、钢笔、火车票、半包烟。每一件都是他们身上最沉的那块石头。
直到那天晚上，来了个年轻人。
他穿一身黑，帽子压得很低，站在门口不进来。
“收‘活着’吗？”他问。
我抬头看他。他脸色白得不正常，嘴唇发紫，手腕上隐约有道疤。
“那玩意儿不收。”我低下头继续擦柜台。
“为什么？”
“收了你拿什么活？”
他没说话，站了一会儿，走了。第二天我又看见他，坐在马路对面花坛边上，盯着我铺子看。第三天、第四天，天天来。
第五天，他进来了。
“我想卖‘过去’，”他说，“所有的。全部。”
我想了想，从柜台底下拿出个最大的罐子。比之前所有罐子都大，像个小水缸。
“往这里头说，”我把它推过去，“说完了就没了。”
他讲了很久。从小时候挨打，讲到学校里被孤立，讲到第一次自杀没死成，讲到昨天又站在天台边上。讲到嗓子哑了，眼泪干了，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罐子里那些情绪，没有凝成珠子。它们搅在一起，变成一团混沌的雾，在罐子里翻滚、旋转，最后慢慢沉淀下来，变成透明的清水。
“没了？”他看着罐子，有点不敢相信。
“没了。”我把罐子盖拧上，封了蜡。“你拿什么换？”
他摸了摸身上，什么都没有。“我没什么值钱的。”
“你有，”我指了指他胸口，“你还有心跳。”
他愣住了。
“我收你一分钟的心跳，”我说，“就一分钟。这一分钟里，你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怕，就听你自己的心跳。一分钟之后，你把心跳拿回去，把罐子里的清水倒掉。倒哪儿都行，下水道也行，花坛里也行。”
他坐在那儿，把手按在胸口。一分钟很长，长到他哭了出来。一分钟又很短，短到他还没反应过来，我就说时间到了。
他抱着罐子走了。第二天，我把柜台上那些戒指、钢笔、火车票、半包烟全烧了。烟顺着烟囱走，灰落在城中村的巷子里，被风一吹，干干净净。
那个年轻人再没来过。但我在花坛里埋了颗种子，就是那天他倒水的地方。昨天它发芽了，不知道是什么花，叶子油绿油绿的，看着挺精神。
柜台底下还有几个空罐子。门口那个生锈的铁皮桶，还在等下一个主顾。
半夜的时候，偶尔还会有敲门声。
我泡好茶，摆好罐子，等着听下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