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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歌
民国时，章士钊主张读经，鲁迅专门写了文章《读经与读史》，认为读经不如读史。
读经，还是读史？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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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学家刘知几编撰《史通》，以六家二体论史。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
此见，《尚书》《春秋》《左传》不仅是经书，也是史书。
事实上，无论是五经、六经，还是十三经中，《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史书，而《尚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史书。
后来的 《史记》《汉书》，又是从《尚书》《春秋》发展而来，所以经史本同源。
清史学家章学诚更是认为，六经皆史也。他在《章氏遗书》里写下“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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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经史同源，那么读经还是读史？
显然，经史同参。
读经之人不读史，又如何真正能理解经？读史之人不读经，难免容易偏见，认识停留在事件的表面。
比如读《三国志》，不读经时读的是故事会，读经后读的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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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曾在家书里写下，“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从字面上看，刚为阳，柔为阴。倘若每天去查黄历，奇日读经，偶日读史；抑或晴日读经，雨日读史，未免教条。
人的境遇或情绪，总有波峰与波谷。波峰时读经，不至于太张扬；波谷时读史，不至于太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