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是中国的一种信仰活动，源于天地和谐共生的信仰理念。据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最原始的两种信仰：一是天地信仰，二是祖先信仰。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产生于人类初期对自然界以及祖先的崇拜，由此产生了各种崇拜祭祀活动。
在孔子看来，对于已故父母与先祖的祭祀，乃是血缘亲情与人之天性使之然，因而这里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附加条件。然而相对于其他任何人鬼以及神祇而言，则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才有可能成为被祭祀的对象，从而享受社会民众的供奉与祭祀。关于受祭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礼记•祭统》明确载曰——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类，不在祀典。
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只有那些为国家与民众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卓越功勋，并且泽溉后世的古圣前贤之类的人鬼，才有资格成为社会民众普遍祭祀的对象。只有为世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物质资源与便利条件的天地、日月、山林与川谷、丘陵等神祇，才能成为社会民众普遍祭祀的对象。除此之外，其他的任何祭祀活动，则背离了祭祀的根本目的与意义，均属于“非祀”。
综观上述可见，在孔子看来，作为祭祀对象的神祇与人鬼，自身首先必须具备其基本条件。总括而言，亦即必须有益于世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从其根本上说，则是有益于实现社会之仁，亦即使世人普遍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成为祭祀对象，从而歆享世人的普遍供奉与祭祀。否则，也就不配再做受祭者了。以社稷亦即土谷神为例，如果供奉的祭品丰盛而洁净，祭祀的态度虔诚而恭敬，却依然水旱灾害频仍，这时则应改换新的社稷土谷神，而将旧的废掉。这也就是孟子所谓——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孟子强调受祭者必须有益于世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不仅再次表明了，孔子所高度重视的祭祀活动，主要乃是人之事，而非鬼神之事；同时也表明了，孔子“祭祀”观的根本目的，归根结底，是实现孔学之仁，亦即普遍实现世人的人生理想人格化。
在孔子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场景的改变，对于神祇与人鬼的祭祀活动，当然难免会有其相应的调整与变化，但同时又理当相对保持其稳定性与一贯性。以对古圣前贤的祭祀为例。孔子认为，曾为世人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古圣前贤，理应受到后人的世代景仰与虔诚祭祀；即使是人世间的改朝换代，也不应废绝其祀。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史记•周本记》与《礼记•乐记》所载，周武王灭商之后，随即分封纣王之子于宋，使其延续对圣王商汤的祭祀。基于同样的目的，武王随后又封神农氏之后于焦，封黄帝之后于祝，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帝舜之后于陈，封大禹之后于杞。这也就是《论语•尧曰》所载，“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谓对于祭祀者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了对于主祭者的基本要求方面。在孔子看来，为了确保祭祀活动能够合乎情理并且有秩序地进行，从而实现祭祀的根本目的与意义，作为祭祀活动的主导者或曰主祭者，自身首先必须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
这首先是对主祭者的身份资格要求。基于宗法制的社会现实，孔子认为，主祭者必须具有符合于礼制规定的身份资格。以对自然神祇的祭祀为例。前已言及，只有天子才能主祭天地、四方、山川等众神；诸侯则只能主祭其封地之内的社稷、山川等神；等而下之，一般士人与民众，则只能在家中祭门神或灶神。否则就是僭越礼制，而理当受到惩戒与责罚。例如据《论语•八佾》载，鲁国执政贵族季氏，其身份只不过是大夫，竟然也要去主祭泰山，为此就招致了孔子的严厉批评。此外，再以家族内的祖先祭祀为例。对于已故父母与先祖的祭祀，只能由嫡长子亦即宗子来做主祭者，其他任何庶子，都没有资格在家庙主祭先父与先祖。这也就是《礼记•丧服小记》所载——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庶子不祭祢（父庙）者，明其宗也。
除了上述对于身份资格的基本要求之外，孔子对主祭者所提出的另一基本要求是，必须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妥善把握好祭祀活动的具体践行。
首先来看其物质方面的基本要求。在孔子看来，祭祀活动虽然一般都有其物质或曰用财方面的礼制规定，但是在其具体践行中，主祭者又有其理当遵守的基本准则。这首先就是“称家之有亡”（《礼记•檀弓上》），亦即依照自家的经济状况量力而行，切不可为了祭祀死者而伤及活人的生计。同时孔子又强调，即使家境殷实而富足，祭祀也应避免奢侈浪费。这也就是《礼记•礼器》所载，“牲不及（必）肥大，荐（祭品）不美多品”，以及孔子所谓——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礼仪完备）也，宁戚。”（《八佾》）
至于罕见的稀奇之物，自然也就更不能用来做祭品了。这不仅有涉于奢侈，而且也难以为继，所以《礼记•礼器》明确强调曰，“故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享也。”
以下再来看其精神方面的基本要求。孔子对主祭者的精神方面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诚信与忠敬的态度。在孔子看来，祭祀原本是为了抒发自我内心的真情实感，乃是祭祀者的一种自我精神与内心情感需求；因而在祭祀者的内心，自然不应存有任何虚伪与矫饰，而理当始终持以诚信与忠敬的态度。这也就是《礼记•祭统》所谓，“贤者之祭也，尽其诚信与其忠敬。”否则，不仅祭祀活动会随之而失去其实际意义，而且还必然会伤及“主忠信”（《学而》）这一人生的立身之本。
其二是纯净的祭祀心境。在孔子看来，为了充分实现祭祀的目的与意义，主祭者理应保有纯净的心境。为此则需事先做一番斋戒工夫，从而使自己沉下心来，净化思虑，纯化意念，酝酿情感。斋戒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仿佛能与所祭对象相互晤面。这也就是《礼记•郊特牲》所载，“故君子三日齐（斋），必见其所祭者。”在孔子看来，以这种纯净心境来进行祭祀活动，才能达成仿佛与受祭者面对面地倾诉与交流，从而获得更为真切的精神慰藉，以及更为充分的心理体验与满足。这则正是祭祀活动之根本目的与意义的充分实现。也就是基于此，所以《论语•八佾》强调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过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如在”，并非是在讲鬼神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只是在特意强调，祭祀对象亦即鬼神的“如在”，有利于充分实现祭祀的根本目的与意义，乃是祭祀者深切抒发衷情的主观需要；因而切不可将其看成是，孔子承认鬼神确实存在的证据。
相对于祭祀者而言，孔子既强调其物质方面的基本要求，又强调其精神方面的基本要求。那么，这两方面之间的基本关系又如何呢？基于其“祭祀”观的根本目的与意义，在孔子看来，精神方面的基本要求，无疑理当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必须严格地遵守；而其物质方面的基本要求，则相对居于从属地位，因而在其具体践行过程中，则具有较大的变通性。孔子对此的具体表述是——
“祭祀，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
杨秀和，（笔名：晓阳）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学者、摄影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一级书法家，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杨秀和老师195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
多年来，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在民俗文化以及中国文史方面等领域，积累储备了大量知识。尤其杨秀和在书法和绘画专业方面，从小跟随着书法家刘汉春先生学习书画和书法理论知识，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经过长期努力和刻苦钻研，主攻秀气、隽永的汉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书法学术方面享有盛誉。畅春斋主杨秀和是当代隶书名家，他的隶书被誉为当代枯枝体隶书名家，可以说杨秀和把隶书写到了精致程度，并且在书法风格上也自成一体，是在继承中以所发展的。畅春斋主杨秀和出版了很多部书法学习的专著和书籍，为普及书法教育、学习书法做出了很大贡献。
2021年杨秀和教授被录入《中国名人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