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两千里，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她有方向，有希望，有那个在茶馆里偶然听见的名字。她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那个名字，像念一道护身符，像念一句咒语。
她回到鹿邑的时候，正是春天。县衙门前的老槐树开满了花，香气浓得呛人。李三娘站在街对面，看着那两扇朱漆大门，看着门口站着的衙役，看着进进出出的百姓。她没有立刻冲上去，而是先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把自己收拾干净，把那份已经翻得破破烂烂的血书重新誊写了一遍，把诉状上的每一个字都检查了三遍。
然后她等，等了三天。第三天清晨，县衙的大门打开，一顶轿子抬了出来。轿帘掀开一角，露出一张清瘦的面孔，颧骨很高，眼睛很亮。
李三娘从街对面冲了出去。衙役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跪在了轿子前面。她把头磕在地上，磕得很响，额头磕破了皮，血顺着鼻梁往下流。她大声喊着“冤枉”，声音大得整条街都听得见。衙役们冲上来拉她，两个人拉不动，又来了两个，四个人像拔萝卜一样把她往边上拖。她的手死死扣着轿杠，指甲断裂，血糊糊的指头嵌进木纹里，像是要把自己钉在那里。
“住手。”轿子里的人说话了。声音不大，但很沉，像石头扔进深水里，闷闷地砸出一个坑来。衙役们松了手，李三娘趴在地上，浑身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
轿帘完全掀开了，那个清瘦的中年人走出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他的目光很锐利，像一把解剖刀，从上到下把她剖开，看穿她的衣裳、皮肉、骨头，一直看到最里面那颗还在跳动的心。
“你是什么人？所告何人？”
李三娘抬起头，满脸是血，满脸是泪，但她的声音出奇地平稳。她开始讲述，从父亲被杀的那一刻讲起，一直讲到现在。她讲了整整一个时辰，讲了父亲的遗言，讲了那把磨了三年的刀，讲了那个藏在槐树下的黄昏，讲了三年告官的屈辱，讲了京师两千里路上的风霜，讲了登闻鼓前被推来推去的绝望。
她讲得清清楚楚，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那些年积攒的愤怒、悲伤、不甘，在这一刻全部化成了语言，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涌而出。
刘县令听完，沉默了很久。他低头看着这个跪在地上的女子：衣裳破旧，面黄肌瘦，指甲断裂，额头还在渗血。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光，那光太亮了，亮得让人不敢直视。
“你父亲的案子，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刘县令说，声音很轻，“物证呢？人证呢？你可有？”
李三娘从怀里掏出那份血书，双手捧着举过头顶。那血书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了，但仔细辨认还是能看清——那是父亲临终前咬破手指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控诉那个杀他的仇人。
她又从怀里掏出那份诉状，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这些年她收集的证据：某年某月某日，某人亲眼看见那豪奴与父亲同饮；某年某月某日，某人亲耳听见那豪强与人密谋；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愿意作证，父亲死前的症状与中毒完全吻合。
一个一个的名字，一个一个的日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刘县令接过去，一页一页地翻看。翻到最后，他把那些纸张合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本官知道了。”他没有说“本官为你做主”，也没有说“你放心”。他只是说了这五个字，然后转身回了轿子，轿帘放下，轿子抬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