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公司时，保安递给了我一个信封，牛皮纸的，长长的，盖着邮戳的，看起来鼓鼓囊囊的——是报社寄给我的样刊。多年没有收到过信件，我惊喜地端详起这位陌生的老朋友。信封右下角用红字印刷着报社名字及其地址、电话、邮政编码等详细信息，右上角盖着邮票戳，左侧盖着寄信邮局的邮戳。信封正中黏贴着有我收件信息的打印条。翻过面来，还有一个收信邮局的邮戳。窄窄长长的一枚信封犹如一位瘦而高的哲人，在风尘仆仆地跋涉中顿悟了柏拉图哲学三问的答案，无言地向我诉说着它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还是和当年一样啊，我的朋友。
上小学时，我常写信。哥哥当时在河南焦作当兵，远隔千里，我们依靠信件联络。校门口蹲着一个粗壮的绿色邮筒，仿佛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母亲不会写字，总是由我将母亲的牵挂与叮咛落逐字写在信纸上，然后在柜台郑重地购买一张1元2角的邮票。并将邮票不偏不倚地张贴在邮票框里，最后塞进邮筒细长的缝里。完成这个仪式后的几天里，我总是会踮着脚往邮筒的缝里望，试图确认信件已经被邮递员叔叔取走送往下一站。很多个早上，邮递员骑着挂着邮包的摩托车到院门口停下，不下车，脚尖点地，抻着脖子往家门口喊“30号的！来拿信！”有时是我，有时是母亲，小跑着出来接了信，欢喜地和邮递员道谢。
不是烽火连三月的年代，依旧家书抵万金。哥哥当兵的几年里，每一周一信，每一次去邮局购买邮票，投递信件都会心里充满期待，感到温暖。因为那贴了邮票的信封将化为一缕细长的线，飞跃千山万水，落在哥哥的手里。一端是母亲，一端是儿子，彼此的牵挂都有了可寄托、可传递的媒介。
多年后，我再次拿出那些盖着三角形邮戳的信件，信纸上充盈爱意的字句，被思念的泪水洇湿的泪迹依然让我动容，经过时间的淬炼，它们似乎已不是单纯的信件，而是哥哥青春的物证，母亲爱意的化形。
到了初中，哥哥离开了部队，我去邮局不再是为了投递信件，而是领稿费。初三那年，我在当时语文老师的影响下对文学有了兴趣，每周的随笔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级里朗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语文老师将我的随笔投稿到镇上的报社，没想到刊登了不少篇。当我第一次拿着取款通知单来到邮局，背着书包的我挺直腰背，郑重地将那么轻又那么重的一片纸交给工作人员，换回50或100的稿费，我对“长大”有了深刻的、具象化的感受。后来，父亲偶然在单位订阅的报纸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小心叠放在口袋里带回家，兴冲冲地向我确认是否真的是我。父亲脸上的表情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骄傲从每一条皱纹里溢出来。从此每当父亲看报纸，都会一个字一个字点读，寻宝似地搜索我的名字。
有我名字的报纸也都被父亲仔细压平，存放在书柜里。稿费早已不知被我花在何处，但那些被父亲好生保管的报纸如同蜻蜓掠过水面留下的涟漪，记录了我起初的文学兴趣。
如今网络发达，纸质信件被手机信息替代，投稿多用邮箱投递，稿费也通过银行转账，鲜少有汇款单。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有些东西终究是无法用高科技替代的，机械冰冷的印刷字无法让收信人通过字迹、信纸的平整程度揣度写信人当时的情绪；数字报纸也不如纸质报纸的铅字来得有仪式感；轻点“发送”键即可让信息顺着网络线飞速传递让人失去了投递、等待回信、收信过程中的期待、激动体验。
外出旅游时，我会从当地写一张印了当地风景的明信片寄回家乡，等我身心疲累地回来，那张明信片已静静地在门缝中等着我。那些信件、报纸、明信片如同珍珠，邮局如同细绳，串连起了一颗颗珠子，于旧时光的打磨下愈发圆润，在旧时光中闪闪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