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阴
疫情伊始，几十年偃旗息鼓的高音喇叭又叫唤开来。
由于分贝过高，每天听得久了，但又不得不听，竟令人心烦甚至叫人头疼。
这让我想起我的奶奶。
奶奶在我迁到青神之前不到一个月去世，享年94岁。
她是后奶奶，在我亲奶奶去世后的1955嫁给爷爷的。
那时候我家成分是贫农，她是地主。几乎从她到我家来的那天起，生产队就把高音喇叭装在我家附近的一棵歪脖子树上，在我幼年的记忆中，那大喇叭震聋发聩的巨响就重锤一样打击着我薄弱的耳膜和神经。而对于奶奶，大喇叭更加成为她的恶梦，每天只要大喇叭一响，她就心惊肉跳，那多半意味着受批斗的一天又开始了。
久而久之，高音喇叭让奶奶患上了头疼病。而对于我们一家人，奶奶的神经过敏就算不了什么，由于她的地主成分，早先贫下中农该有的很多待遇，属于我爸我妈和我哥的一份，就“自然而然”无声无息地抹掉了。这彻底改变了哥哥的上半生，让哥哥把奶奶恨之入骨。而我那时候还小，没有受到什么冲击，那使受到某种不公，也始终在父母和哥哥的怀抱里躲藏着，对扰攘喧沸的世事一无所知。
以至于，直到今天，只要一提起奶奶，哥哥就不自觉地烦躁、怨恨甚至满眼是泪。
如今大喇叭起死回生，带给中国百姓的脑作用已今非昔比。它更多地，每天在天刚亮时在我家门前喧嚣驰突，又似重锤似的，敲醒睡眼惺忪的大众，在疫情仍然晨间迷雾一样盘桓难去之时，给我们警示，给我们勉励。
尽管如此，大喇叭也终有沉默的日子。在它声威浩大的播音里，新冠肺炎一天弱似一天。我静静地待在窗内，以恬淡自适的心情，每天目送大喇叭远去，直到华灯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