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周中堂 2023-08-14 00:02 首发公号乡土中原于河南郑州
无论走多远，家乡总是我们最温暖的牵挂
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自己先禁不住笑了。因为回想自己的读书生涯，确实没什么值得写的，更没有任何可炫耀的。因为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不是勤奋的学生，况且脑子又不怎么聪明，所以学习成绩总是不容乐观。
但好在我又不是特别的调皮捣蛋，虽然有段时间也有“学坏”的迹象，但毕竟学得还不彻底，所以我虽然不怎么招老师们喜欢，但也不至于让他们太过于讨厌。正因为这样，我虽然不是特别喜欢学校，也不是特别不喜欢学校。总之，只要学校不赶我回家，只要父母不说不让我上学，那么我就一直“赖”在学校里。这样下来，掐指一算，我在学校读书的时间竟然长达十七年之久（这其中当然包括不止一次的留级）。
我小学的一至四年级是在苗店小学（现在苗店镇红军小学的前身）读的。在这个阶段教过我的老师有杨金荣老师，杨大凤老师，刘清许老师，马书敏老师，胡松民老师等。
该读小学五年级时，我们曹岗村小学建成，我便回到了我们村小学继续读书。当时的校长是常保卿老师，教我们语文的是周平如老师，教数学的是周太钦老师。
这里顺便说一下，周平如老师与周太钦老师当时本来是在我们镇上教初中的，因为曹岗小学建校之初师资力量匮乏，他们两个作为曹岗村人，也就责无旁贷地回来支援自己的家乡了。
不过当时苗店初中的师资力量也不富裕，再加上两人又是苗店初中的骨干，所以他们两个只在曹岗小学教了不足一个学期，就又被苗店初中给要了回去。
两位老师调走后，李文献老师与赵付林老师就分别接手了他们原来教的语文课与数学课。
由于曹岗小学距我们周庄村只不过区区的一二里路，这就为我们的走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我们晚上的住宿，白天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家里解决。但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方面，在家吃住固然有在家吃住的好处，但弊端也还是有的。
首先是母亲因为忙地里的农活经常把饭做得不准时，害得我要么还没吃饱就手里抓块儿馒头边啃边匆匆忙忙往学校赶，要么是迟到。另外那时的农村农活多，对孩子的教育也不怎么重视，赶上农活忙的时候还要在家帮父母干会儿农活儿。
有时干着干着就忘记了去学校的时间，忽然想起来时可能第一节课也该结束了，于是干脆就耽误半天课，在家安安心心干起活来。
平时是这样，星期天与节假日自不必说，肯定是干农活为主学习为辅。当然，我现在这样说也有为自己学习不好而找托辞的嫌疑，毕竟在当时那么一个大环境里学习好的学生还是大有人在的。
第一次参加五年级升初中考试，我没有考中。因为这是在意料中的事，所以也就没有悲伤，大不了再上个五年级重考一次。
读第二个五年级时父母和我的心里都有了些压力，农活我干得比以往少了许多，在学习上也用心了不少。然而第二次小学升初中我又一次落榜了。因为第二次落榜是意料之外的事，所以我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看到闷闷不乐的我，父母当时曾考虑过多出几十块钱让我去读初中（当时已经有了所谓的高价生，考不上初中的学生只要愿意多出几十块钱就可以去上初中），后来最终因为舍不得那几十块钱而没让我去（这件事还是后来母亲无意中说出来的）。
当我第三次参加考试时，才终于被苗店中学录取。
正是有了当年连考三年初中的经历，才使我的年龄在后来的初中、高中阶段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同学，我这个“堂哥”也一直伴随了我整个中学阶段，并且直到今天每每遇到当年中学阶段的同学，他们对我的称呼依然是“堂哥”。
到了初中后，我们村的学生大多仍然延续了在家吃住的传统，原因无他，还是因为路程。因为我们村不但离曹岗小学近，离苗店初中也不远，也就是三四华里的样子。
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分析我们村那些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少之又少的原因时，总会把主要原因归结为我们把太多本该用在学习上的时间给浪费在了往返的路程上。因为当其他住校生在学校的食堂里吃过饭，安安生生坐在教室里学习时，我们还风雨无阻地奔波在往返的路上呢。
不过走读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至少它锻炼了我们的体魄。记得初中时有一次学校举行体育比赛，我们周庄村的学生几乎拿下了百分之八十比赛项目的前三名。当时我拿下了八百米短跑的第一名，跳沙坑的第二名；周克锋拿下了三千米长跑的第一名，周佳相拿下了百米短跑的第一名，张玉亭拿下了两个第一名（具体什么项目记不得了），井春红拿下了女子三千米长跑的第一名……
读初一时由于是初中生活的第一年，在学校混得还不熟，我基本上是安安分分，浑浑噩噩的。这一年我的学习成绩不能说好，但也能凑合，班里七十几个同学，我的成绩一直排在三十名左右，属于不垫底不冒尖，不好不坏的水平。
到了初中二年级上半期时，学习也还能说得过去，也比较守纪律，还被我们的班主任尚天成老师给“提拔”成了副班长。到了初二的下半学期，因为结交了一帮“臭味相投”的朋友，就慢慢的“不务正业”起来。
也就是那么很短的时间吧，我的学习成绩就开始一落千丈，变得惨不忍睹。尚天成老师感到我当时的表现实在是有损副班长的形象，于是就毫不手软地撤了我的职。
这样一来，我愈发的“破罐子破摔”起来。等到了初三时，我基本上连“破罐子”也没得摔了。也就在这时，我与班里的一个同学发生了点矛盾，打了一架。结果被班主任周海全老师给狠狠训斥了一顿，我就正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退学了。
退学后我回到家里过了几个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后来父母感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此终止学业，过这种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也不是个办法，又加上我对这种毫无希望的日子也产生了厌倦之情，于是在新学年开学之时，母亲去给周平如老师（我本家爷爷）打了个招呼，我又开始坐在了教室里，成了周平如老师所教的初三一班的学生中的一员。
经过了前期的一番折腾，在我的潜意识里已经有“改邪归正”的打算，另外原来在一起“混”的一帮“狐朋狗友”也大都毕业离校了，成了“孤家寡人”的我一个人也玩儿不出个什么名堂了，所以这个初三我学得还算用心。但无奈前几年荒废的功课太多，底子太差，参加中招考试时只考了三百多分，被当时全县考生都看不上的三高录取了。
不过对于我能考上三高这件事，母亲还是挺高兴的，母亲说：三高咋了？三高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有的人想去三高人家三高还不要呢。
想想也是，三高虽然在我们社旗县的三所高中当中排名垫底，但招生也是有分数线的，达不到人家的分数线人家照样会把你拒之门外。总之，不管怎么说我总算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高中。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表弟王学锋，小伟（杨伟国），大栓（张国全），这几位初中时与我形影不离的“死党”也都被三高录取了。考虑到有几个好朋友相伴这学上的也不会孤单，于是在开学时就高高兴兴去报到了。
没去三高读书时我就听说三高的升学率低，等到了三高向学长们一打听，结果还是让我惊讶不已。据一位高三的学长说，他在三高读书的这几年里，别说本科了，就连大专也没听说考上一个。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无异于被人兜头波了一盆凉水，把我仅有的一点希望之火也给浇灭了。
因为对一个一惯缺乏自信的我来说，别人办不到的事，我更不可能办到，即使将来会有人打破三高升学率为零的记录，我相信这个人也绝对不是我。
当时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退学，至于退学后干什么，自己心里也没个数（那时外出打工还不流行）。所以开学两个月后学校让交几块钱（具体是二块或五块记不清了）办学籍，我没有交。没交钱的原因有二：一是有随时退学的打算。二是心疼那几块钱。然而后来的结果竟然来了个大反转：交了学籍费的表弟王学锋在高二时退学了，没交学籍费的我却一直坚持到了参加会考与高考。因为会考时没有学籍无法考试，经当时的班主任张树吉老师从中帮忙，我就用了表弟的学籍，所以我现在高中毕业证上的名字不是“周中堂”而是“王学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总之，当知道了三高升学率的惨状后，我也就彻底放弃了升学的打算，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吊儿郎当的高中生活。在这三年里，我上课时要么睡觉，看小说，要么逃课去溜河弯，转寨墙，或者与表弟一起骑着自行车回苗店找初中时的同学玩儿。
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溜走，同学们也在不声不响地流失，他们有的托关系转到了一高或二高，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回家务农，还有个出家当了和尚。等到了高三时，原本两个班级一百四十个同学的队伍只剩下了不足四十人，两个班也早合成了一个班。这时候大栓，小伟，表弟等也都陆续退学。退学后表弟去当兵，小伟去南方进了工厂，大栓去泌阳县学医。
现在想来也真是世事难料，当年办了学籍打算读书的表弟退学了，而连学籍也不办，打算随时退学回家的我却一直坚守着自己在三高的那一方课桌直至高考。
预知后事如何，敬请期待：说说我读书时的那些事 （下），听听我在省会郑州读书的那些故事。
作者简介：周中堂，社旗县苗店镇人，现供职于想念集团。有作品见于《河南日报》（农村版）《百姓作家》《西北文艺》等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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