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从汉元帝（前48-前33）、成帝（前32-前7）起到东汉这段时间，是经学极盛

的时代。之所以称之为极盛时代，原因主要有：从西汉兴起到汉景帝时期，朝廷都

是不任用儒者做官的，到了汉武帝时期，开始任用治《春秋》学的儒者——公孙弘

为丞相，并封其为平津侯。从这时开始，天下的读书人都想像公孙弘那样，因为研

究某个经学，从平民到被封侯。汉元帝尤其喜好儒生，治《鲁诗》的韦贤和治《齐

诗》的匡衡都官至丞相，治《齐论》的贡禹和治《鲁诗》的薛广德都官至御史大夫

。从此凡是想位列公卿之位的人，就必须通过学习经学而被提拔任用。西汉经师夏

侯胜经常告诫他的学生：“儒者怕的是不懂经学，如果经学学明白了，要得到高官

厚禄，就像捡起地下的小草一样容易，如果学不明白，还不如回家去耕田。”东汉

的桓荣被封为少傅后，被赐以辎车乘马并且大会诸生，何等荣耀。在当时，家里有

再多的黄金，都不如教会儿子学通一部经书。用几代人的通达显贵来获得众人一时

的羡慕。东汉时期的桓荣与其子、其孙三代人共为五位皇帝讲授经书。杨震与其子

，其孙也是三代人都位列三公。宰相必须要用读书人，这一规定是从汉武帝开始的

，后来一直沿用到东汉章帝时期（76-88），以上所说的是经学极盛的第一个原因

。

汉武帝为博士官安排五十位弟子，并免除这些人的徭役，汉昭帝将人数增加到一百

人，到了汉宣帝末年又将人数翻了一倍。汉元帝喜好儒学，只要能够精通一门经学

的，都可以被免除徭役。几年以后，因为人数不够用，将人数增到千人的规模，各

个郡国都设置了百石卒史这一官位。汉成帝将人数增加到三千人，是因为有人跟成

帝说孔子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就有三千名弟子。汉平帝时期，将元士的弟子也作为博

士官的弟子一样授业，并不计入上面三千人的名额中。岁课考试中甲科的为郎中，

乙科的为太子舍人，丙科的补文学掌故。这其实就是后代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出处。

学习经学的学生，就算没有什么的大的用处，但至少可以有一个好的出身了，一时

之间国内各地学校如林，到了东汉末年，太学的学生已经有了三万多人，自古以来

都没有如此大的规模，以上所说的是经学极盛的另一个原因。

汉朝崇尚经学，并把这种崇尚体现到了现实的治理国家中。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

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汉武帝和汉宣帝都喜好刑名之学，不是只重儒学

。盖宽饶曾说当时是以法律为《诗》《书》，所以不是治理国家全部都用儒学。到

了汉元帝和汉成帝后，刑名之学渐渐被废弃。无论在朝堂之上还是普通百姓之中，

都没有了不同的主张，全都学习儒学。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议，全部都要引用经

学的内容作为依据。国家如果有重大的事情，就要用《春秋》的思想作为决策的依

据。一时间，好的官吏都能够根据经学的内容改善当地风化，这种被称为是用经术

来处理政务。所以才说汉朝的国家治理方式十分接近于古代。

在当时上至公卿，下至士吏的各级官员没有人不精通一门经学的。但是到了后代在

选拔人才上却偏重于文辞，而不深究经义，做官的人只守着各种律例，而不去引证

儒学的典籍。这种做法既然都不用到真正的经学，还何必要打着经学的旗号，来怀

疑经学无用以至于要废除经学呢？看看两汉时期对待经学的态度，再看看后世对待

经学的做法，难免让人发出追思古代的幽情啊。

孔子的思想都在六经之中，本可以垂教后代万世，但是只有汉朝人认识到了这一点

，能够专崇经学，实行孔教。虽然《春秋》中的太平世，《礼运》中的大同之世目

前还没有实现，但是夏商周三代以后能够做到政教风化如此之盛的，没有哪个朝代

能够超过两汉时期。即使是后来的唐朝和宋朝也无法与两汉相比。这就是尊重经学

效果的明证。如果能够按照经书中太平世，大同之世这样的理想社会去治理国家，

不就可以渐渐地看到孔子所构建的理想社会的样子吗？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东汉

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这些人是真的有“变齐至鲁”的能力，但可惜的是，他们

没有纯粹的合乎孔子之道啊。

汉朝时期有一种学说叫做天人学说，这种学说最有代表性的是齐学，所谓的齐学，

是指西汉初年齐地人所流传的经学。代表性的有伏生《尚书大传》中的《洪范五行

传》；《齐诗》里的五际说法；《春秋公羊传》中大量讨论灾异的内容，这些都是

齐学。当时的《易》学中有象、数、占卜；《礼》学中有明堂阴阳；虽然这些不全

是齐学，但是其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都是一样的。那时候的儒者认为皇帝是尊贵的

，皇帝根本不需要顾忌任何事情，所以这些儒者就通过天象来旁敲侧击的提醒皇帝

，哪些做的对，哪些需要改正，注意自己的德行，不要失德，需要时刻修身自省，

这就是《春秋》中“以元统天”“以天统君”的含义，也是《易》中说的“神道设

教”的真正目的。

汉朝的儒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给皇帝提意见的。那个时候的皇帝也都崇尚经术，重

用儒学的大臣，所以当遇到日食或者地震这种自然现象的时候，必然是下诏书陈述

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或者责罚或免去位列三公的大臣。虽然未必能够像《诗》中记

载的周宣王那样爱民责己，但也有君臣之间互相监督的意思。这也是汉朝时期能够

实行孔教的证明。可后代的人却不能理解这层含义，认为汉朝的儒生不应该研究“

灾异”“谶纬”这样的学说，正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才导致后来有了“

天变不足畏”的说法。近代西方的科学传入我国，日食和行星的运行都是可以通过

计算来预测的，相信这些的人，认为这是自然现象，不应该与“灾异”联系起来。

但是，孔子在《春秋》中所记录的日食、星变等，难道没有特殊的含义吗？尤其是

日食，在《春秋》中，只要发生就必定记录下来。对待一种学说不应该只看一个方

面，不同的人对同一学说的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的事

情当然比古人要多得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古人是无知的。

汉朝儒生所喜好研究的“灾异”，实际上是有验证的。比如：昌邑王的时候，夏侯

胜认为长久的阴天却不下雨，意味着有臣下要谋害君王，夏侯胜告诉昌邑王后。昌

邑王大怒，认为夏侯胜在妖言惑众，然而，当时大将军霍光的确在密谋废掉昌邑王

。汉昭帝时，眭孟算出有平民会成为皇帝，果然汉宣帝的即位应验了他的说法。汉

成帝时期，夏贺良认为虽然现在汉朝衰微，但是有再次受天命而强大的预兆，果然

汉光武帝为汉朝带来的“光武中兴”应验了这种说法。最为明显的就是王莽时期，

有讖上写“刘秀当为天子”。

所以光武帝非常相信谶纬学说。五经的含义都要通过讖来确定。贾逵借此机会使古

文经学的著作《春秋左氏传》兴起，曹褒也在他制定的礼制中夹杂了很多讖学的内

容。由此形成了一股以五经为外学，以七纬为内学的学术风气。光武帝并非愚钝而

容易轻信的人，他能够相信谶纬，是因为他的个人经历。天与人也不遥远，就如《

中庸》中所记载的：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要解释这句话，不一定非要举光武帝的

例子，也不必非要提及董仲舒、刘向、何休和郑玄等人。

纬和谶是有区别的。孔颖达在《尚书正义洪范篇》的疏中认为“纬书的产生是在汉

哀帝和汉平帝时期。”其实不是的。在《史记 赵世家》中就有讖的记载，《史记

秦本纪》中的“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这些都是讖文。河图洛书这些讖文

本来是一些求仙炼丹的道教方士的书，与经学是不相关的。汉朝儒者通过创造“纬

书”这种形式，试图使讖文合符经义。所以合符经义的纬书是很纯粹的，而不合符

经义的纬书就很庞杂，因此也不能认为纬书全部都是没有用处的。

在纬书中，大量保存着汉朝儒生对经文的解释，比如《易》的纬书《易纬 稽览图

》中的“六日七分”；《书纬 考灵耀》中“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乐

纬 稽耀嘉》中的“夏以十三月为正”等，后代学者解释经书时，怎么能不引用这

些极有价值的解释呢？“三纲”，是孔教所奉行的，但是在经书中是没有关于“三

纲”的记载的，“三纲”出自《礼纬 含文嘉》。马融在为《论语》做注的时候引

用了这个说法，朱熹做注的时候也引用了，所以怎么能说纬书全部都是邪说呢？欧

阳修不相信谶纬，曾经上书要求删除五经注疏中所有谶纬的内容，幸好当时没有人

听从他的意见。如果当时真的这么做了，后人再也看不到完整的注疏之书了。南宋

魏了翁编著《五经要义》时，想法也和欧阳修比较相近，删除了书中所有谶纬的内

容。如果当时把经书注疏中关于谶纬的内容全部删除，那么注疏就变成满篇浮词，

无实际内容，失去了全部古代的含义，就算我朝出现了惠栋、戴震这样的大学者，

也是难为无米之炊啊。

通过了解汉朝经学的盛衰还是有很多感触的。《后汉书 儒林传》记载：“光武中

兴时期，光武帝喜好经术。建武五年（30年）修建太学；中元元年（56年）开始修

建三雍（明堂、辟雍、灵台），到了汉明帝即位，明帝亲自举行这些礼仪。天子开

始带通天冠，穿有日月星辰图案的衣服，按礼法制备车马，用旄头来清扫道路，坐

在明堂之上接见列侯，登上灵台以观察天气变化，在辟雍袒露身体切割牲口，尊敬

的对待三老五更。飨射礼结束后，皇帝正坐亲自讲论经义，下面诸位儒生上前提出

疑问。围观能够看到这种场面的乡士宦族数量非常多。后来皇帝为有功大臣和外戚

家族的子孙专门开立了学校，选拔学问很高的人对其进行教育。从期门到羽林，各

种官职都要能够学通《孝经》的章句。就连匈奴也使其子弟入学学习，这是汉明帝

永平年间达到的盛况。”

这种场面真的是千年一遇，后世再也不曾出现了。到了汉安帝时，由于安帝不喜欢

艺文，所以当时博士也不再讲学，学风有所衰落，不过到了汉顺帝，为了重振学风

，重建学校，增加了甲乙两科学员的人数，希望取得更多的人才。梁太后下诏大将

军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员，一律要求送其子弟入学，这时学风又盛，太学约有三万学

生。自古以来，太学也没有过这么多的人。范晔对此的评论是：“这么多的人，导

致学风流于浮华文字，真正的儒学风气却开始衰落了。”汉儒学风的衰落，源于不

重视经术的学习，虽然太学学生非常多，但真正的学问已经衰落，只是表面上看非

常兴盛罢了。后来这些太学生又被牵连到党锢之祸中。贤良之士只想着逃亡来躲避

祸患，国家到了危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来救助，这都是研究经学浮于文字词藻而

不理解真正经学意义所引起的祸端。由此来看，汉朝的盛衰完全是由于经学的盛衰

造成的，所以要想真正的弘扬儒学，必须要先尊重经书，不尊经书就会有很多的弊

端，后代再想弘扬儒学的人要引以为鉴。

只有天子才能制定礼仪、制度和文字，而制定礼仪、制度和文字都是要以经义作为

基础的。后世很多皇帝所引用的经义内容，不过是用来与群臣在酒宴上的赋诗用的

，并不能认为是一种对礼仪、制度的修订。只有汉宣帝与诸多儒生一起在石渠阁议

定五经，史称“石渠阁会议”，汉章帝更是亲自与诸多儒生连月讨论经义，并命人

据此著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可谓是一本无可比拟的重要典籍。记录

石渠阁会议的《石渠议奏》现在已经亡佚了，仅有部分内容存在于唐杜佑的《通典

》中。《白虎通义》现存四卷，这本书可谓是集今文经学的大成之作。汉朝所立的

十四家博士所传授的内容，都可以通过这本书一窥究竟。本朝陈立为这本书作了《

白虎通疏证》，从事今文经学研究的人将这本书奉为瑰宝。

汉章帝曾选有学问的人讲授《古文尚书》《毛诗》《春秋谷梁传》《春秋左传》，

然而在《白虎通义》中，采用的古文学说非常少，所采取的学说如：杨终、鲁恭、

李育、魏应等都是今文经学的大师。汉灵帝熹平四年，灵帝诏见儒生为五经定本，

让蔡邕刻在石碑上后，立于太学门外，以后的学生，都按照这个标准的经书版本学

习经学。这可以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典籍，如果这些石碑还在的话，就完全可以看

到汉朝时的经文了。可惜的是六朝以后，渐渐的亡佚了。目前只有洪适的《隶释》

一书中留存有一千九百多个字。通过这些仅存的文字，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时立

于学官的有《鲁诗》、小夏侯的《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鲁论语

》，与《易》一同称为六经。而在前五经之外，还有《论语》和《春秋公羊传》的

传，由此可以看到汉朝时立学官的学科设置。宋蓬莱阁刻石损坏后，目前江西南昌

、浙江绍兴两个地方进行了重刻，不过只有六百七十五字了。与现在流传于世的古

文经学文字多有不同。汉石经是用隶书写的，不是《后汉书 儒林传》记载的三体

，汉石经是立于太学门外，不是鸿都门外。关于汉石经的问题，前人有很多错误的

说法，关于这些考证的详细内容可以参见杭世骏的《石经考异》和冯登府的《石经

补考》。

王充在《论衡》中写道：“五经是汉朝确立的，儒家学者的政治理想全部出自其中

。董仲舒所上奏的《春秋》中的主要含义，与现有的法律规定没有什么不同。所以

，《春秋》是孔子为汉朝制作的经典。”王充的这种孔子作经流传到汉朝，或者说

就是为汉朝制作经书的观点，是用了《春秋公羊传》的思想。《韩勑碑》上刻有：

“孔子近圣，为汉定道”的文字。《史晨碑》也刻有：“西狩获麟，为汉制作”。

欧阳修认为汉儒这种说法十分狭隘，孔子作的《春秋》，怎么可能是单单只为汉朝

呢？欧阳修这种观点也不正确，他不知道，孔子作经是为后世创立了标准和法度，

虽然不是只为汉朝，但是如果不计算短命的秦朝，周朝之后就是汉朝啊，所以说汉

儒认为的孔子为汉朝所作经，并没有什么不恰当。另外一方面，生在汉朝当然要说

汉朝了，推崇当代，就是推崇先圣。欧阳修生在宋朝，宋朝以孔教为尊，读孔子的

经书，所以宋朝人说孔子制作这些经书，是为了宋朝，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现在

是清朝，清朝也是以孔教为尊的，也读孔子的经书，说孔子是为清朝制作这些经书

，也是可以的。所以欧阳修这样说显得目光不够长远。

汉朝的经学之所以如此兴盛，正是因为汉朝人都认为这些经书是孔子为汉朝所作，

所以得到皇帝的推崇和认可。这样狭隘的认识正是儒者行儒道遇到的最大困难和苦

衷，但实际上却是使经书能够通行千百年的有力证明。有人怀疑“西狩获麟”这件

事，认为这种事情是谶纬家的说法，并不真实；至于对“赤门端鸟”这件事的记录

用词粗鄙，事件本身也近乎荒唐；而且这些也是《公羊传》本身没有的内容，何休

作《解诂》时不应该引用。然而请看《左传》中的一句“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

的《疏》写道：“插入这句话，就是为了逢迎当时的时代。汉明帝时，贾逵上疏说

：“目前的五经中没有一部中有图谶预测刘氏为尧的正统继承者，只有目前还不是

五经正统的《左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我认为这些文字是《左传》的学者们为了

让《左传》能够位列正统而添加进去的，以用来取悦皇帝。”按照孔颖达的疏，可

以看出来，东汉流行谶记，如果不引用谶记的话，恐怕连经书本身都不会被人重视

。《左传》学派的人将没有的文字窜入经文中，而《公羊》学派只是把一些不确定

的说法保存在经文的注中，如果引入谶说对经书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左传》学

派的过错要比《公羊》学派的大得多了。

东汉时选拔人才，必须要求要通经学且能够身体力行，不是只看重写作文字的能力

，而是看重这个人的德行是否符合经书中的要求。西汉时的匡衡、张禹、孔光和马

宫，虽然都为一代宗师且官居相位，但是德行上都有些问题。东汉光武帝发现了这

种只重文字不重德行的问题后，在选拔人才上，广开言路，选择各种各样的人才，

但是都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要在尊经的基础上能够在德行上实行经义。东汉时期位

列三公之位的人，如袁安、杨震、李固、陈藩等人，都是刚正无私，西汉那些人根

本没有办法与之相提并论。

《后汉书 儒林传》中记述的戴凭、孙期、宋登、杨伦、伏恭等人的事迹，都是值

得学习的。范蔚宗对这件事议论道：“他们谈论的是仁义，他们所传承的是圣人的

学说，所以人人都知道君臣父子的纲纪，家家都知道远离邪路走向正路。从汉桓帝

、汉灵帝开始，君王的行为日益腐化，朝廷的纲纪也越来越差，国家的祸乱越来越

多。大部分人都知道国家当时的问题，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这些有权力的大臣

也没有利用权力做不当的事情，有才能的人也会听取粗鄙之人的看法，这就是因为

人人都记着先王的教诲，都害怕做出叛逆的事情啊；虽然汉朝末年的形势已经非常

恶化了，但还是能够延续那么多年，不正是儒学的功劳吗？”顾炎武认为上面这段

话是真正有智慧的言论，并评论道：“夏商周以后的朝代中，风俗如此接近夏商周

的，没有超过东汉的。”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如果尊重经学，不但可以增强对人们

的教化，还可以在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起到支撑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这点的人认

为经学没有用处，主张废除经学，但是我们看看东汉的例子，再看看秦朝的例子，

想想秦昭王说的“儒学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一切都显而易见了。

东汉的经学发展比西汉兴盛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西汉的经学研究者大多只研究一部

经书，很少有能够同时精通多部经书的。那个时候经学刚刚兴起，很多为了躲避秦

火而藏匿起来的书也刚刚重新被人发现，刘歆曾说：当时甚至连《诗》也没有人能

够全面精通，有的人只精通雅，有的只精通颂。申公能够同时精通《诗》和《春秋

》，韩婴能同时精通《诗》和《易》，孟卿能同时精通《礼》和《春秋》，这是难

能可贵的。夏侯始昌能够通五经，更是绝无仅有的。东汉则不同，尹敏主要研究的

是欧阳的《尚书》，但同时能够精通《毛诗》《谷梁传》和《左传》；景鸾能够通

《齐诗》，施氏《易》，并同时了解河图洛书等纬学，还撰写了著作《礼内外说》

；何休更是精研六经，许慎在当时被称为“五经无双”，蔡玄也是学通五经，这是

东汉的经学比西汉兴盛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是西汉的学者对经学的研究严格的遵守经书上的内容，很少有另外写

注疏这样的习惯。所以西汉的经学章句方面只是大意备齐，但是自身的文采却没有

发挥出来，《汉书 艺文志》所录的经学研究方面的书籍，为经书做的说，各种经

学只有一到二篇，只有《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属于篇幅最长的书了，董仲舒的

《春秋繁露》艺文志都没有收录。韩婴作的《韩诗内外传》几万字，只有《外传》

流传至今。后仓写了数万字关于《礼》的书，叫做《后氏曲台记》，目前已经看不

到了。东汉则不同，周防撰写的《尚书杂记》有三十二篇，总计四十万字。景鸾写

了《易说》和《诗解》，又撰写了《礼略》以及《月令章句》，这些全部加起来有

五十余万字；赵晔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程曾的著作有百余

篇，且其人五经皆通，又写了《孟子章句》；何休作了《公羊解诂》，又注《孝经

》《论语》，并用《春秋》的思想来评论汉朝发生的事件有六百多条，同时还著有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书；许慎撰写了《五经异义》，又作《

说文解字》十四篇；贾逵撰写《古文尚书同异》三卷，又写了比较齐、鲁、韩三家

诗与毛诗的异同的书，并撰写《周官解故》；马融撰写《三传异同说》，并为《孝

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作注。这是东汉经学比西汉经学兴盛

的第二个原因。经学的学术风气打开后，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有些比前人研究的好

的学说发展越来越快，有些研究不好的学说和滥竽充数的学说也未免杂糅在经学的

风潮之中。到了郑玄时，他遍注群经，写了百万字的著述，可谓是汉学的集大成者

。

《汉书 儒林传》称赞到：“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创选拔子弟生源，规定各

种考试科目，用官禄来做为激励，到元始年间，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

中，学习儒学的人多了，各门派越分越细，有时候解释一部经书要用到百万字，大

师的学生多达千人，究其原因，是人们把对经学的学习当成取得高官厚禄的途径。

”所以经学的兴盛是由于高官厚禄，这个原因班固一语道破。当皇帝的人如果想用

一种治理手段来引导天下人，那就必然要使用高官厚禄作为诱饵使天下人能够趋之

若鹜。

汉朝的制度很多是遵守《礼记 王制》中的内容，通过对经学的研究和应用选拔人

才，这种方式比起唐、宋时期通过科举考试只注重文辞的方式来说，有用的多。当

时大师的弟子多达数千余人，这在西汉末期已经属于很盛大的场面了，但是根据《

后汉书》的记载，东汉时的张兴,有记录的弟子达数万人，牟长也有这么多，蔡玄

是六千人，楼望是九千人，宋登教授有千人，魏应、丁恭的弟子有数千人，姜肱有

三千多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都有千余人，这种场面比西汉时兴

盛的多。

究其原因，是因为汉朝的学问都是有师承的，训诂句读必须由教师亲口传授，不像

后代的人，使用书籍作为学习工具，书上面写的很清楚，在家里自己学习和背诵就

好了。而且那时候的书都是竹简的形式，想找到一本书非常不容易，如果不跟随老

师学习，连书都看不到，不像后世的书籍，购买非常方便，书携带也很方便。学生

们背负的书箱的来源就由于此吧。至于一名老师有成千上万的学生，肯定很多时候

是由老师的高足弟子来教的，不是老师亲身来教，比如。郑玄在马融的门下学习三

年，也没有见到马融本人，所以上面所说的有记录的弟子并不一定都是老师亲自面

授的弟子。

班固所称的大师拥有弟子千余人，这种场面可以看出当时经学的兴盛，另一方面班

固也说了“对于一经的解说文字达到了百万字”，这个弊端，也正是汉朝经学由盛

至衰的原因，读书的人不能不明白这个问题。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写道：古

代的学者一边耕种劳作一边读书，需要三年能通晓一艺，保留这一艺主要的内容，

研究经文罢了。这样用的时间不多，但积累的德行修养很多，到了三十岁五经就可

以都通了。后代的人经和传内容已经分离了，那些博学的人又不知道要多学习并提

出疑问，而是追求用偏僻和支离破碎的含义和内容去回答别人提出的责难，牵强附

会，破坏了经文的体例，用二三万字解释经文的五个字，后来的人看到这种风气，

也争相学习和模仿，所以儿童时开始学习一艺到了头发都白了，才能讲说明白。沉

溺于他所学习的内容，诋毁他不知道的事情，终日自己欺骗自己，这是学者的一大

隐患啊”。

班固把两汉经学由盛到衰背后的原因说的很清楚了。凡是学问，能够有用处的，就

会兴盛起来；没有用处的学问就会衰落下去。了解经文的主要思想，玩味文字，修

身养性积累德行这些是有用的；追求支离破碎的含义，牵强附会的自欺欺人，就是

没有用处的。有用的学问会被人崇尚，学习这种学问的风气自然兴盛；没有用的学

问会被人诟病，学习这种学问的风气自然衰落。汉朝初年申公以《诗》教人，他不

确定的内容都不传给学生；丁宽作《易说》，主要关注于易的大义，这就是所谓的

保持经传的主要内容，玩味文字。经过百年的流传，这些好的传统支离破碎，慢慢

地成为了无用的学问，非常可惜啊。

后来对一部经书的解释达到百万字，用两三万字解释经书的五个字，这些说的就是

秦恭。桓谭在《新论》中写道：“秦近君（此处应为秦延君）能够用十余万字来解

释《尧典》篇目的两个字；解释《尧典》的第一句“曰若稽古”用了三万字。”《

后汉书》中写道：信都秦恭按照小夏侯的师法说文，将师法增加至百万字。”这里

的近君和延君是一个人，他是师从小夏侯的。小夏侯又是师从夏侯胜和欧阳高的，

兼收两位老师的学说，又兼收五经与《尚书》的各种研究成果，四处引文牵强附会

，装饰文字，夏侯胜讽刺他只懂得章句文字而忽略了经学的大道理。所以小夏侯的

学问就是这种零碎繁琐的文字知识，只是在师法的基础上增加文字数量，没有任何

其他的贡献。所以我认为小夏侯这种学问就不应该立学官。

西汉做学问看重的是师法，东汉做学问看重的是家法。先要有师法，在此基础上，

才能形成一家之言。师法是追溯这个学问的源头，家法是扩展各个学术流派。师法

和家法是不同的：比如《易》学的师法有：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等，而在施氏

易中，比较有名的家法有张禹、彭宜等。孟氏易有名的家法有翟牧、白光等；梁丘

易有名的家法有士孙、邓彭祖、衡咸等。家法是从师法中分离出来的，而施氏易、

孟氏易、梁丘易又都是师从田王孙的。施、孟、梁丘三家已经没有必要再分了，何

况他们的学生呢。

《后汉书 儒林传》写道：“立五经博士后，各个博士都以自己的家法教授弟子。

”《后汉书 宦者 蔡伦传》写道：“汉安帝发现经传文字有很多错误需要订正，就

派学识渊博的刘珍和五经博士及史官一起去东观藏书的地方，以各家经师的学说来

校勘典籍。”通过这个可以看出，当时的博士是各守其家法的。《后汉书 质帝纪

》写道：“皇帝下令让各个郡国举荐通晓经学的人，年龄在五十岁至七十岁之间的

人，直接送到太学，从大将军到六百石的官员，都要送儿子入学；外戚的四姓小侯

，先能够通经的，让其各随其家法。”这里说明了要精通经学的人，必须要守其家

法。《后汉书 左雄传》写道：左雄上言说郡国所推举的孝廉，都要送到公府去看

他们学的家法是哪家，考核他们学的怎么样。”注写到：研究儒学的人都有一家之

学，被称为家法。所以被举为孝廉的人，必须遵守他的家法。《徐防传》写道：“

徐防上疏道：我看见太学在考试的时候，弟子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解说经义，而

不在意是否遵守家法；认为尊重师说是不合道理的，用自己的理解去解说是正确的

；这的确不是选拔人才的本意啊。”

汉朝时期，对不遵守家法的学生的惩戒是极其严厉的。师法分出家法后，家法又分

出各个专家，就像树干分出树枝，树枝又分出枝叶，枝叶繁茂，慢慢地失去了其本

来的样子。又像人有儿孙，孙子又有孙子，一代一代人下去，慢慢的都忘记了自己

的祖宗在哪里。所以造成了学生们都是以自己老师教的知识为准，不再以先师的知

识为准，用后来人的学说取代古代人的学说，对微言大义的背离和不同的理解和认

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任何事情当大家都看到了他发展到极盛的时候，那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衰落了，就像

东汉的师法下面又分家法，今文经学之外又立古文经学，看似研究领域越来越广对

经学研究有好处，实际上来说却是为了卖弄知识，是经学研究的蛀虫。师说以下又

分家法，这就是范晔说的“经学有很多家，每一家又有很多学说；弟子的学那么多

知识却没有什么用处，后来的人也不知道哪条才是正路”。在今文经学之外又立古

文经学，这就是范升说的“各个学术门派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听从这些就离真正

的大道越来越远，不听从的话又怕失去人才”，绝大部分的学问都是要创新的，只

有经学是必须守旧的。

经学是由大贤人所作，从古代流传下来，老师们口授其内容，学生们心里就知道什

么意思了，制度都是有一定的规范的，不能私自乱造，经文的义理也不能随口胡说

。世代相传，不能轻易的修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经书的宗旨不会被参杂进不相关

的学说，这样后人才能明确的理解圣人的教诲。如若为了创新而创新，私自加入自

己理解的内容，标新立异，这是应付考试的一些小伎俩，侮辱经文，违背经义。后

人解说经书，大多犯了这个错误，汉朝的时候已经很接近古代了，但这种错误已经

有了端倪。所以我认为经学发展到汉明帝汉章帝极盛的时代并不比汉武帝汉宣帝昌

明的时代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