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当代作家王蒙创作的短篇小说，于195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9月号。小说通过对麻袋厂支部问题处理的描写，揭露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当时社会难得的佳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成功，除了作品深刻的主题，现实生活化的情节，也离不开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刘世吾就是其一。

刘世吾是组织部的第一副部长。他掌管组织部实权，负责组织部实际工作。在他身上有着很强的官僚主义的影子，他是官僚主义的化身，又不止于官僚主义，他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

首先，他对待工作麻木冷漠，敷衍搪塞。林震去刘世吾那里报到，这位副部长“机械地点着头，看也不看地从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纸袋，拿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宽阔的前额上出现了密密的皱纹，闭了一下眼，手扶着椅子背站起来，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然后用熟练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 ‘好，对，好极了，组织部正缺干部， 你来得好。不，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作，学习学习就会作的，就那么回事……”，通过“机械的点着头”，“看也不看”，“毫不费力的声调说”……一系列动作描写，把刘世吾“老干部”的形象勾勒出来，充满懒洋洋的“干部气息”和“颓废气”。一句“就那么回事”是他的口头禅，可以说是他性格的外化。言语中，他仿佛看穿一切，理解一切，又对一切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同志，组织，党，于他而言，全漠然置之。他终日忙忙碌碌，但只不过是机械地做着不得不做的事，工作敷衍处处可见:传阅的文件，他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听汇报时会漫不经心地查阅其它材料。对麻袋厂厂长王清泉的问题，他早有所闻，但迟迟不作处理。对于林震的汇报，又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 “有类似毛病的干部也不只一个”为理由，企图长期拖下去。

其次，他善于说理，有一套他独特的“讳莫高深”的辩解理论。无论什么，他总有一套说辞，且“句句在理”。林震对王清泉行为做出反应，刘世吾干咳一会，作着手势说，“现在下边支部里各类问题很多……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再者，王清泉工作不努力是事实，但还没有发展到消极怠工的地步;作风有些生硬，也不是什么违法乱纪;显然，这不是组织处理问题而是经常教育的问题。从各方面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他的“条件成熟论”就是“像灰尘散布在空气中一样嗅得到抓不住”的官僚主义十足的体现。

可尽管如此，在他身上，也有很多实实在在的能力。比如，他处事老成，富有经验，有极强的工作能力。他以“出乎林震意料之外的雷厉风行的精神处理了麻袋厂的问题。”“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对王清泉作了处理--党内和行政都予以撤职处分。”他有能力，却宁可“无能”，这是官僚的“惰性”，也是时代的惰性。融汇在以刘世吾为首的包括王清泉，韩长新，李宗秦……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作者”身上。

在他的身上，曾经也有理想主义的憧憬。比如，他每天无数电话，还是读完了从林震那儿借来的《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他对林震说:“我愿意荣幸地表示，我和你一样地爱读书:小说、诗歌，包括童话。解放以前，我最喜欢屠格涅夫，小学五年级，我已经读《贵族之家》，我为伦蒙那个德国老头儿流泪，我也喜欢叶琳娜;英沙罗夫写得却并不好，可他的书有一种清新的、委婉多情的调子。”他又说“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锦。”可见，他曾经身上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十分浓烈。他曾经也是和林震一样的青年，也许正是在林震身上看到许多自己的影子，所以相比其他，对林震有浓浓的亲切感，第一次见面就问出“有对象吗?”的问题。他说:“现在也爱看，看的时候很入迷，看完了又觉得没什么。”身份变动，理想也随之消散。因为“得做组织部长”，他向现实低头，丢掉理想的灵魂，成为庸俗人群中的一员，沾上官僚主义的风气。

总而言之，不同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官僚主义”，刘世吾的“官僚主义”更具矛盾性和复杂性。体现出特定时代下，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像林震这样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挫得焦头烂额的青年要到何处去。是成为“林震”，还是沦为下一个“刘世吾”。揭示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

总而言之，小说通过刘世吾和林震的对比，刘世吾和其他官僚主义者的对比。通过个性化的语言，细致的神态动作描写，将刘世吾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的表现出来。让他在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官僚主义”的“代言人”。揭露出官僚主义的毒害性，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