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45到1945的两个世纪中...民族主义兴起。...当多数欧洲思想家歌颂人文科学或文化时，他们主要是在歌颂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思想和价值观。... 随着欧洲国家间竞争在19世纪加剧，不同民族学术解释传统之间的竞争紧张程度也加大了。
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言论遭到了...更具宽容的文化眼光的学者的抵制。...这些思想家认为...应该寻求一种普遍的传统。...而文学的比较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传统。比较文学...象征了一个几乎是无危机的理想王国。
——爱德华·赛义德
比较文学的产生最初是为了中和民族主义这个毒剂。支持者如科迪乌斯、奥尔巴赫、歌德等持一种居中调和的态度，试图集中欧洲各民族国家学者智慧，通过确定民族文学间的谱系与共性，共建一种以欧洲文学传统为中心的“世界文学”。这种以谱系化努力消解民族主义竞争的策略鲜明地体现在欧盟身上。
但无论是文学的比较还是文化的比较，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是以欧洲为中心。“但是这一学科是被先验地作为一种等级体系来组织的：欧洲及其拉丁基督教文学处在这一体系的中心和顶端”（P60）。也就是说，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文学传统无权参与这种比较，只能被动接受欧洲中心主义者事先为其规定的边缘地位。
当理雅格试图将中国文学和信仰传统与拉丁基督教文学传统进行某种对等形式的类比时，遭遇到欧洲比较文学体系排斥便是可以预见的了。理雅格在牛津的上司，德国人缪勒，试图开展比较宗教研究，其隐含的立场是将东方宗教与基督教以对等形式进行剖析比对，自然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等级体系所不能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