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教授《祖宗之法》很受好评，买了一本看，封底有专家评语，阎步克教授的评语概括此书内容为：“把‘祖宗之法’处理为一个核心明确、而外缘宽泛富有弹性的综合体，其基本精神是‘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它既包含着若干‘做法’，如守内虚外、以文奴武、压制宦官外戚、尊重士大夫等；同时也包含着各种‘说法’呈现为一个‘话语的集成’，由‘涂抹’、‘层累’和‘叠加’而形成，对之的理解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其中黄宽重先生称此书为“近年来对宋代政治与文化透析最深、最具创见的学术专著，值得深思细读”。阎先生的概括很精炼、黄先生的评价也够劲儿。
邓小南教授是邓广铭先生的女儿，虎父无犬女，关二爷的话一点儿不错。“祖宗之法”作为不断被型塑、被再创造的“话语”，有时是可以指导当下行动的硬杠杠，有时只是歌功颂德时用的虚言客套话，皇帝拿它卡大臣，更多的时候是臣子拿它去卡皇帝，这时候它是大臣的护身符、保护伞。这些都好理解，因为身边类似的东西很多，某某思想、某某理论、几个代表重要思想之类，所在多有。但具体作为观察宋代政治史的一个视角，用翔实的材料勾勒出“祖宗之法”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多种形态，并非易事，邓教授做到了，这让人佩服。
总体认识之外，读到有趣的事儿有不少。书引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魏国忠献王韩琦》目中载：
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求质于公，公指数事：其一，太祖惑一宫鬟，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公曰：“此岂可为万世法？己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清识。
赵匡胤这个人，评书中讲他千里送过京娘，是个君子，历代读书人也很喜欢他，程度比厌恶朱元璋还厉害，因为据称他有“不杀士大夫”的遗训，简直是个圣人。但看这一段，他形象就不好了，辣手摧花，可说是凶相毕露。石守道显然是欣赏他这种不好色的高尚精神，但胡乱杀人就不高尚了。赵匡胤在这件事上的办法似乎是，把喜欢的东西毁掉来限制“喜欢”或欲望本身，这办法他常用，据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宝装溺器”条：“太祖平蜀，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见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不但严于律己，还严于律人。同卷“因猎坠马”条：“太祖初继位，颇好畋猎，尝因猎坠马，怒，自拔刀刺马杀之。既而叹曰：‘我耽于逸乐，乘危走险，自取颠越，马何罪焉。’自是遂不复猎。”物、马、人，赵皇帝皆毁之，可谓“吾道一以贯之”。
书中还引用姚勉《雪坡集》卷七《策•癸丑廷对》：
天开我朝，道统复续。艺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气感类从；五星聚奎，异人间出：有濂溪周敦颐倡其始，有河南程颢程颐衍其流，有关西张载翼其派；难渡以来，有朱熹以推广之，有张栻以讲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略闻古圣人之所谓道矣。
姚勉评这篇殿试对策被取为当年状元。朱熹讲道统，讲“三圣传心”，结果后人也把他搞进去，这很符合逻辑。比如，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称颂圣人，后来徒子徒孙把他也树成了圣人。这叫什么，这叫“报应”，嘿嘿。
有趣的还有很多，不过说实话，邓教授写得还不够有味儿，文笔方面跟邓广铭老爷子没法比，她在《序引》中也说了：“行文干涩，是我写作中的突出毛病，学生们经常批评我的文章难读。一直想改，却收效甚微。”
宋代和其他朝代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严复《致熊纯如函》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内藤湖南更提出了唐宋转型说，以宋以来为近世。我觉得，宋代政治文化一言一毕之，“三讲”是也：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讲政治，指宋代建章立制比较细密，皇帝颇能带头遵守，臣下颇能循墨自守；讲学习，指各位皇帝重视经筵讲读，所谓“圣学无倦，固治道之所当先”，所倚重的大臣也多是博学之士；讲正气，有了前边的两条，这一条就不是问题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后期大讲君主的“以德治国”，真德秀《西山集》卷三《直前奏札一》说：“盖国之将兴，不在强兵丰财，而在君德；国之将亡，不在敌国外患，而在民心。”这话也有道理，也没道理，“君德”、“民心”作用恐怕没他说得那麽大，人们常说，君王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人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不过我们一直不知道界限在哪儿！
《祖宗之法》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社丛书”，由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44.8万字，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17.875个印张，定价28.5元。再看看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的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45万字，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30.5个印张，定价66元。两相对比，三联还蛮实在的，中华书局开始有点滑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