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上海，举办世博会期间。那段时间我跟着我母亲在上海生活。
有一天早晨，我和母亲去菜市。市场门口的人行道上有摆地摊的，母亲就停下来和其中一个打招呼，在他的摊子上买了两双袜子。
我站在边上等着，脸上显露出些许不耐烦，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地摊上买东西。
后来她告诉我，那个人就住在对门，以摆地摊卖小商品为生。
第二次碰到他也是在早晨，我和母亲出门去，他也推开门准备去出摊，双方在楼道里碰见了，母亲就笑着和他打招呼。
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放着一只大大的长方形木箱子，里面装着他的货和摆地摊用的塑料布。
我用眼睛余光瞄了他两眼，瘦高个儿，大约三十几岁，穿着一件白衬衫，倒也干净整洁。
他的声音轻飘飘的，我站在边上几乎听不清他说什么。
母亲跟我说了点他的事。他是江西人，身体不太好，干不了重活。先前跟着老乡来上海打工，经常病歪歪的，赚的钱都不够看病的，老婆就和他离婚了，把孩子也带走了，怕他养不活。
那时候上海还是允许摆地摊的，并不像有些城市管理得那么严，跟城管起冲突之类的事情更是少见。地铁口，人行过街天桥上，经常看到有人摆地摊卖围巾、裙子、袜子、小饰品之类，便宜，但是质量就很难说了。
那个人就开始试着批发点针头线脑，纽扣袜子等日用小商品来摆地摊卖，慢慢地也勉强能养活自己了。摆地摊自由度比较高，也没有工地上那么累，这样对他的身体也有好处。
起初，摆地摊的以浙江人为多。我有次去江阴出差，坐的五点多的早班车，边上有个浙江人，专门走街串巷卖小商品，他一路在车上跟人谈他的生意经。他说他去小商品市场批发的袜子，十元钱八双，他拿到乡下或者镇上摆地摊卖，十元钱三双，五双也能卖。他说了一年大概能赚多少钱，回家造了别墅云云，言语间颇为自豪。我默默算了下，收入大概是普通公务员的三到四倍。
可见，地摊摆好了也是很赚钱的。（可以参考那些年街头手机贴膜的）
他在这个小区生活了好几年，天天推着自行车进进出出，小区里的人看到他都会跟他打招呼。他脸上总是挂着谦卑的笑容，轻声地回应。
大概因为身体的原因，他活得谨小慎微。好像一张薄薄的纸片，风一吹就散了，存在感极低。
我也经常能在楼道里碰见他，但是我从来没和他打过招呼，甚至都没有微笑过。
其实我对他没有偏见，只是单纯不习惯主动跟人打招呼。
上海这座城市，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它排外，实际上包容度相当高。很少有人会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你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自己高兴就好，没人会说三道四。每个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活法。
如果他能一直这么安稳地生活下去，他也许可以慢慢扩大他的生意，能慢慢把身体养好，或者更可以积攒出一笔钱来养老。
2010年，世博会要在上海举办，上海在建造会馆的同时，也开始大力整顿市容市貌。首当其冲的就是禁止摆地摊。很多摆地摊的人都开始打游击躲城管，或者只在晚上出摊。
这场变故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生意慢慢做不下去了，收入越来越少，房租也付不起了。
不久之后他就不得不搬走了。
那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上海回到了自己家。有一天，我母亲过来，聊天的时候不知怎么说起了他。
我母亲说：“对门那个卖袜子的，你还记得吗？”
我点点头：“嗯，记得！”
母亲说：“他死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震惊，我微张着嘴看着母亲，想要说什么却又没说。两人一阵沉默。
母亲唏嘘不已，说：“上海要办世博会，不允许摆地摊，他就回老家去了。老家里还有几亩田，原先给他哥种着的。他回去了一阵，也种不来田，就跟着老乡又回了上海，在工地上做小工。”
“大概是工地上环境差，吃不好睡不好，干活又累，他就发病了，没几天就死了。骨灰是他哥来带回去的，身后事也是他哥料理的。”
就这么几句话，概括了他后来的全部遭遇。
很难把他的死归咎于哪个人哪件事，如果非要找点原因出来，大概只能是他身体不好，时运又不济。于是他这短暂又悲苦的一生，就好像一滴水在太阳下蒸发了，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我原先就有点同情他，听到他的死讯，心里又多了些愧疚——为什么每次碰到他时要板着脸连声招呼都不打？愉快地跟他说一声“你好！”很难吗？
很多时候，我们处于习惯，或者是性格使然，当时该说的话犹豫之下没能及时说出口；当时该解释的误会没有及时解释；当时该弄清的问题拖延着不去弄个明白……
现代人惯常的冷漠导致隔阂越来越深。
我也不能对他的死发表什么看法，但是起码，以后要尽量对周围的人释放一些善意，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也好。
有时候，一些不起眼的小举动，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手里的一小簇火苗，也能给人带来些许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