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县主，根据其夫薛元超的墓志铭记载，于贞观15年嫁入薛氏。和静生年不详，但从嫡母巢王妃杨氏只抚养了武德8年才出生的归仁县主而未抚养和静一事来看，和静显然不是李元吉最小的女儿，所以贞观15年和静出嫁时已然18岁左右。

再看薛元超，其父薛收虽为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之一，不过仅因武德年间从平刘黑闼之功而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汾阴县男，薛收逝世后，唐太宗虽曾遗憾没有早点留下他的画像，却也并没有因此追赠其爵位，更没有将他列入凌烟阁功臣。

根据史书记载，唐太宗登基后曾对房玄龄说过：“若是薛收还在，一定会让他当中书令。”有人因此推断唐太宗非常看重薛收，认为只要薛收还活着唐太宗就一定会让他当中书令。然而唐太宗也曾对霍王李元轨说过：“你武艺过人，要是当年平定天下时能有你相助就好了。”可事实则是贞观末年唐太宗征辽，却并没有让李元轨与自己一起领兵，由此可知皇帝的感慨有时也只是感慨而已，并不能当做铁板钉钉的证据。

薛元超9岁时继承了父亲的汾阴县男（县男，唐朝九等爵位中最末等者），唐高宗曾将其提拔为宰相，看似得到了重用，但是高宗朝共起用宰相47位，薛元超既非其中才能最出类拔萃者，又非最受优待者。何况薛氏一族以文采见长，论起执政能力却逊色许多，远不及同样是唐高宗提拔上来的郝处俊、刘仁轨等人。是以薛元超终高宗一朝也只被晋为县侯（比县男高两级），随后又因为涉嫌参与上官仪废后一事被流放，他的姑母已经出家为尼的薛婕妤也因此被削去河东郡夫人的诰命，送回唐高祖的别庙静安宫中幽禁起来。直到上元元年大赦，薛元超这才遇赦得还。

而因为站错队吸取了教训的薛元超，在永淳元年受诏辅佐留京监国的皇太子李显后，便在《谏皇太子笺》中要求太子“一则遵天后诫书，不敢失坠；二则挹古人遗范，有所发挥。”满篇可见的是对武后的尊礼备至。是以虽然《新唐书》称薛元超曾因“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喑，乞骸骨”，但薛元超如果真的对武后不满，要辞职的话理应早就提出，又何必如此费尽心机讨好武后，更何必等到多年后自己病重时才提出致仕一事？

那么武后对薛元超的迎合之举投桃报李了吗？从史书和墓志的记载来看，并没有。唐高宗驾崩后，武后也只是因为薛元超抱病赶到洛阳奔丧，且表现得“如丧考妣”，这才将他重新封为汾阴县男，恢复了薛元超最初，也是唐朝最末等的县男爵位，并无晋爵或赐实封之举。待唐中宗神龙年间复辟后，对薛元超的追封也是只字未提。对比褚遂良、韩瑗等人均得以追封回生前所受封的最高爵位，显然黯然失色不少。

不过想想也很正常，当初薛元超之所以被流放，正是因为与上官仪交通。有了参与废后一事做前科，唐高宗没有恢复他的爵位，武后也没有晋封他的爵位，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而薛元超对这种不受重用的现状并不满足，以“恙久”为由提出致仕，墓志上又称其妻和静县主亦同时上表，武后这才应允。此处乍一看，和静似乎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实则不然。和静之所以能够出声完全是托了武后的福，如果和静真如墓志所吹捧的那样，在朝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那么当初唐高宗将薛元超流放的时候为何不见她上表呢？为什么唯独等到唐高宗死后武后上台执政了，这才能看见和静的身影？所以和静的举动与越国太妃燕氏为了讨好武后，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抱病坚持给荣国夫人奔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迎合武后而故意为之的举动。

又据《隋唐嘉话》记载，薛元超曾感慨过：“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公然将“不得娶五姓女”的遗憾挂在嘴边。但实际上薛元超未必是真的想娶五姓女，不过是心中有所不平罢了。毕竟同为河东薛氏，同出薛瑚一脉，薛瓘与薛绍父子二人均娶了皇帝的嫡出公主（薛瓘尚城阳公主，其子薛绍尚太平公主），而薛元超最终只娶了一个生父死因极不名誉的庶出县主，相比之下心中自然难以平衡，所以才会有了“不得娶五姓女”这样的牢骚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