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游艺民俗花花牌的形制源流考
杨鹏元1，张海兵2
摘要：花花牌游艺民俗在中国西北地区口耳相传、分布广泛，滋养着民众的日常生活，然至今尚无专门文字予以详细记载说明。通过追寻花花牌的衍生踪迹，初步梳理秦汉至明清与其相关的博戏、游艺、投掷器物等，试图解释说明花花牌游艺民俗从何而来、如何形成、为何此型、有何艺韵等基本问题。概括而言，花花牌游艺之成型，经由沿袭、传承、流变、创新几个阶段逐渐演变而来。从历史轮廓和文化脉络两个维度，勾勒花花牌游艺的源流与内涵，并附带介绍全国其他地区留存的传统纸牌。
关键词：游艺民俗；花花牌；牌具形制；竞技方式
中图分类号：K892.24/G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84（2026）03-164-12
一、概览
花花牌是中国西北地区流传很广的游艺民俗，遍布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境内，以及内蒙古一些地区①，尤其受中老年钟爱。其竞技形式各地称谓有异，凡“掀牌”[1]748、“掀牛”、“掀花花”[1]749、“掀牛九”[2]71、“砍牛腿”[2]71、“抹花花”、“耍花花”等。
“‘花花牌’是一种纸质窄页子牌，故俗称‘单页子花花牌’……3～5人相围，即可耍开……首次耍够6页为‘够’，11页以上为‘齿’（全胜）”。[3]467-468现今陕西各地多有花花牌游艺传承留存，其提及散见于地方志书，如《吴旗县志》群众体育一节，《耀县志》娱乐一节，《志丹县志》群众体育一节等；如《咸阳年鉴》《延安年鉴》《略阳年鉴》等也有记载。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中描写，主人公五富给七号家属院的老太太们捎带了一副花花牌，来拉近关系，足见这种游艺民俗根植于陕西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花花牌能于西北四省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留存传承，造就山川异域，民俗相映之盛况，易知其群众基础之浓厚、生机活力之蓬勃、历史底蕴之渊深。花花牌虽是一种影响极广且久的游艺民俗，但关于它的记述却寥寥无几，多流于口耳相传，加之现代化电子游戏的风靡，年轻人几乎不再接触这种带有悠久韵味和地域特色的传统民俗，其或可面临失传之虞。当然，也有积极一面，2022年青海省西宁市将“牛九牌”（即花花牌）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期有效保护传承此类凝结人类历史文化的传统纸牌，亦为花花牌游艺民俗之研究更拓宽了视野。
二、传统纸牌
现今传承留存的传统纸牌，从牌具特征、牌副构成、牌面形色可简单分为点数牌、纯字牌、分门字图牌三大类。西北花花牌、四川传统长牌、湖南常德点牌、江苏常州游湖牌、湖北汉川应城搓搓牌属点数牌，其牌面由数量各异的圆点或椭圆点来表征各种牌的点数。湖北孝感纸牌、泸州大贰纸牌（广西桂林字牌）、乐山贰柒拾纸牌、湖北荆州公安花牌、湖北宜昌三五七花牌属纯字牌。其牌面有明确的文字或不同的符号来说明各种牌的差异。有些采用纯粹的现代汉字，有些采用别具特色的艺术字体或符号。东北长牌、江苏南通长牌、广东客家纸牌、乐山沐川六红牌、内蒙古呼和浩特毛鱼牌属分门字图牌。其牌具大致分为拾、贯（万）、钱（线、饼/并）、索（条）四门，或包含其他一些杂牌。牌面有对应的门类图标和文字，又间绘以各种图案，所标文字或图案说明各门牌的差异，有些分门字图牌只取三门，有些则四门齐全。
三大类传统纸牌②，外观形状都采用窄长版式，但牌面内容和图式大相径庭，各自应有不同的源流传承。花花牌游艺民俗以叫“掀”，推动竞技进程，其鲜明特征异于中国其他地区留存的传统纸牌。不过，日韩有种民间纸牌游戏，发源于日本，在韩国尤为流行，一副牌共四十八页，称“花牌”或“花札”。牌面印制各种花草动物，其比赛有一个规则就是竞技者选择“go”或“stop”延续或终止比赛，有点类似花花牌游艺的“掀”或“不掀”，这种“花牌”在韩国被称为gostop，类同花花牌游艺被称为“掀牌”。
三、形制源流
花花牌牌面造型采用红黑两色的椭圆并排、重叠、纵横交错，或采用五个椭圆拼凑的梅花形，牌色各异，红黑相间。田野调查中，人们要么对花花牌的起源一无所知，要么传为三国诸葛孔明所创，这种西北地区传播极其广泛的游艺民俗到底从何而来？
《中国游艺研究》将民间游艺分为杂技、弈棋、博戏三大类，牌类民间游艺归入博戏一类，如此，花花牌的源流自应从博戏探究起。
（一）博戏
博戏在古史资料中屡见不鲜。《穆天子传》卷五载“天子北入于邴，与井公博，三日而决”[4]，“古为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焭，今无晓者。比世所行，一焭十二棋，数术浅短，不足可玩”[5]18。古博戏分大博与小博，不尽相同，至北齐则已无人知晓，与《说文》所载相同，博则六箸。“许博昌，安陵人也，善陆博……其术曰：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三辅儿童皆诵之。法用六箸，或谓之究，以竹为之，长六分。”[6]30-31诸多文献载记汉及以前的博戏，六箸十二棋。近代考古发现，佐证了文献所载古博戏，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11号墓出土的博局接近方形……棋子十二颗，髹黑漆，其中六颗为长方形……另外六颗为方形……博箸六根”[7]21-22。六博游艺于彼时相当普遍，所谓汉代是博戏的全盛时代[7]37。《弈旨》云博悬于投，投六箸是博戏之关键，随着传承流变，人们将投掷器物加以改造。“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两头尖锐，中间平广，状似今之仁杏……凡投子者，五皆现黑，则其名卢”[8]4。五木分黑白两面，刻两种动物，五木之采有枭、卢、雉、犊、塞，较六箸就有了不同，《演繁露》载五木所投四黑一白为雉，“呼卢喝雉”即因投五木游艺而来。
随投掷器物六箸至五木的演化，游艺名称也由六博变为樗蒲，樗蒲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唐国史补》所载投五木行六马制式，还有一种只投五木而不行马。“齐书，李安明与明帝樗蒲，五掷皆卢”[8]5，“后周，王思政在同州与太祖樗蒲，大出衣宝，约掷卢者予之，思政敛容跪誓，愿得成卢己果得卢”[8]5。只投五木而不行马的樗蒲，完全将游艺悬于抛掷，投掷与行棋慢慢就有了分离，历史进程中，也各自平行传承演变。典型行棋类游艺如现在的象棋，投掷类游艺如当今掷色子。投五木又行六马的樗蒲，李翱在《五木经》中有详述，比较复杂。“大博六箸，小博两焭”焭，通琼。《楚辞》注引鲍宏《博经》云“所掷头谓之琼，琼有五采，刻为一画者谓之塞；刻为两画者谓之白；刻为三画者谓之黑；一边不刻者，五塞之间谓之五塞”[9]16。即《博史》所述“塞、白、黑、五、绳”[10]7，见下图。
琼在传承中也有流变，记有一种琼十四面，十三面刻有非常古老的中国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字相同，有一面不刻字[11]128-129。近代的考古出土文物中，一种是十四面的骰子，牙质，最宽5厘米，高3.9厘米，十二面分别刻有一至六的篆体字，两面不刻字[12]27，29。还有一种琼十八面，直径4.5厘米，一面刻“骄”，相对一面刻“妻畏”，其余各面分别刻数字一至十六，通体髹深褐色漆[13]36-37，39。古游艺还有诸多其他形式，如塞、弹碁、投壶等，不过民间游艺在不断传承流变，随之与琼类似的六面体骰子出现在游艺中，成为主导花花牌诞生的关键器物。
（二）骰子
六箸、五木、两焭皆是古博戏投掷器物，竞技者依据抛掷器物所得之结果推动游艺进程。“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14]61。如李肇所述，此时游艺较之前已有大变，长行最盛骰子业已应用。宋洪遵于《谱双》卷一记载了当时全国各地的双陆游艺，并附图详解，卷五记述了双陆所用骰子，“以木为骰子，六面。南皮占城以乌木或角为之，长二寸许……三佛齐阇婆占城，骰子曰胡缠，幺曰萨二曰涂打三曰帝伽四曰暗五曰班滓六曰喃”[15]，六面体骰子在双陆游艺中用于掷采。
《谱双》如此记述:“双陆盖始于西竺，流于曹魏，盛于梁陈魏齐隋唐之间”[15]序，“续事始曰陈思王曹子建，制双陆，置投子二”[16]13。唐时的双陆棋盘，考古中也有发现，与史籍所载基本一致[17]31。现今国际流行的双陆游艺仍是二人竞技，骰子两枚，棋分红白各十五子，依掷骰点数行棋。那六面体的骰子又是如何产生呢？“有宦客筑魏州城，得窑烧骰子数斗……予意骰子陈思王所制，子建当时正都于许，恐后世之莫传也，故埋藏以需人间玩弄”[18]。明郎瑛认为骰子乃陈思王曹植所制，害怕失佚还特意掩埋遗世。“美索不达米亚，曾发现一个陶土制的骰子，是纪元前二七五〇年的遗物”[11]127，“骰子的使用在南亚有相当古老的历史，印度河文明遗址已找到诸多例证，这些约有4000年历史的骰子，包含在印度从古到今都看得到的两种标准款：正方体和各种条状”[19]30。中国古代的多面体琼，各面刻数字或文字而不刻凹点，六面体刻凹点的骰子，在印度有四千年历史，早期各面点数任意分布，后来按次序排列，相对两面点数之和为七。至于中国的六面体骰子，当为魏晋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舶来品[20]16，“骰子当在魏晋间，与握槊相先后，古云起自陈思，不必尽然”[21]13。
六面体骰子出现，一直传承至今，演变为现在的形态，还有一段有趣传说。《类说》引潘远《纪闻谭》：“明皇与杨妃彩战将北，惟重四可胜，连叱之果重四，上悦顾高力士令赐绯，因之遂不易。”[22]2史籍所言，骰子四点助明皇获胜，故将其染红。吕种玉《言鲭》云“唐时投琼，唯幺一点红，余五子皆黑……赐四绯，至今不易”[23]747，无论明皇赐绯是否确实，结合四川成都出土文物唐代四点施朱骰子，中国从唐至今的骰子即幺、四为红。骰子幺、四涂红，其余皆黑的两色搭配，是现在花花牌黑、红双色形态的根本原因。骰子刻制点数的形状和颜色，是花花牌牌副流变和成型的基础源头。
游艺演进中，骰子与五木类似，有投掷行棋的，也有以骰子为专戏的，投掷行棋游艺如长行、双陆等，骰子为专戏的至少有“叶子戏”或称“彩选”[24]77。史籍载唐时叶子盛行，“当时士大夫宴集皆为之”[25]77。《太平广记》云“唐李郃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26]5，此说认为李郃撰叶子。“唐太宗问一行世数，禅师制叶子格进之，叶子言二十世李也”[25]77，此说认为一行禅师制叶子格。“叶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后有之。说者云，因人有姓叶号叶子青者撰此格，因以为名。此说非也。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27]31。按《归田录》所述，之所以称叶子，不过是不同于卷轴而类似于策子。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亦言:“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今书册也”[28]。
“开成三年春……遇二三子号进士者，以六骰双双为戏，更投局上，以数多少为进身职官之差数，丰贵而约贱”[29]20。这段史料言明，此游艺用六骰，设有局（即游艺图），局上设置职官，掷骰选官而游戏。唐时叶子格、彩选格应是类似升官图一类的游艺，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六云“唐李郃有骰子选格，宋刘蒙叟、杨亿等有彩选格，即今升官图也”[30]27。此游艺一直传承流变至民国时期，其局和掷法虽异，规制仍沿唐时[24]79。如此看来，唐时叶格戏仍是传承、演衍于汉时游艺，不过投掷器物更新为六面体骰子，也创新出新的行棋或行马局图。应该说此游艺形制仍沿袭于六博樗蒲，同质于双陆长行，可见民间游艺新形制的出现并非天外来客，而是随时间推移不断传承、流变、演进、创新而成。
分析史籍叶格戏局图[31]69，[32]11，19，25，各种官职置于方格，依掷骰结果于不同官职之格间移动，且各官职次级分明，是为格序，故称此游艺为“选格”或者“叶子格”。另两枚至六枚骰子抛掷，数量愈多抛掷结果愈复杂，因此一定需要详细的规则说明来对应抛掷结果与奖惩措施。这种规则说明需经常翻阅查询，以策子（册子）编制便于查阅实属常理，与后来之投琼谱、除红谱、双成谱等类似同用。若将此类规则说明简称骰谱，则唐时骰谱业已策子编制。时间演进中，六箸、五木、两焭已不复见，六面体骰子逐渐替代了古时投掷器物，传承至今，且因此而流变出诸多相关游艺。骰子六面点数之和为二十一，现今世界广泛流行一种扑克牌游艺，就是“二十一点”。
（三）宣和牌
六面体凹刻点数的骰子一经融入中国游艺，就逐渐取代其他投掷器物，并形成专戏，且投掷两枚至六枚骰子的游艺皆有。“除红图赏红，用四琼；醉绿图罚六，用五琼；供宾筵而佐觞，所繇来远矣。兼三图尊浑采，用三琼”[33]7，唐时长行、双陆均掷两骰依采行棋。投掷两骰至六骰的游艺成型，必附有与之对应的详细规则说明，即骰谱。
骰谱绘制所掷之骰各面点数于谱上，并规则排布，唐时掷两骰的长行、双陆盛行，宋时亦有掷两骰的专戏，掷两骰按古时竖向书写排布则骰谱如图4。图4骰谱只需去掉中间横线，即成牙牌之图，在不断的骰谱应用和掷骰游艺的演进中，由骰子流变形成牙牌则顺其自然。由两枚骰子各一面相互组合形成牙牌，应是掷骰游艺的不断繁盛，以及各类骰谱绘制使用的不断累积，致其质变从骰子创新一跃而成牙牌。清俞樾“三才中和牌谱”牙牌图谱[34]11如图5，中间加有一条横线，初识会误以为是六骰而非牙牌，可见牙牌成形与骰谱千丝万缕，出于骰谱顺理成章。
“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记二百二十七点”[35]10。如前所述，宣和牌设置颁行并非突兀及至，乃是由长期掷骰游艺量集、质变而成。两枚骰子各一面组合为一扇牌，有不同形式牌面共计二十一种。《五杂俎》述“对者十二，为正牌；不对者八，为杂牌”[30]26共三十二扇。按照牌面点数和形制完全相同归为一对，乃对者十一，不对者十，计二十一种，共三十二扇。若依《五杂俎》“对者十二，不对者八”，从图6所列[36]406，应是将二六之八点与三六之九点归为“对者”，然此两扇牌组对正是花花牌游艺的核心和要害。
宣和牌成形，即有《宣和牌谱》介绍两扇、三扇、六扇、八扇几类牌谱，以三扇牌谱最盛，“骨牌之戏，乃骰子之变，故宣和谱以三牌为率，三牌乃六面也”[37]。三扇成牌并取名注诗，甚至配上图画，十分雅致。宣和牌三十二扇，二十一种，任取三扇组合有1550种，史料列举三扇牌谱大都在七十类左右，于仅有七十类三扇牌谱中，找到典型牌谱两类，其与花花牌有至深渊源，摘录如图7。
图7从左至右依次摘自《宣和牌谱》《说郛续》《重订宣和谱牙牌汇集》，两类三扇牌谱名为顺水鱼儿（顺水鱼）和正马军。顺水鱼儿由牙牌两点、四点、六点三扇组成；正马军由牙牌八点、十点、十二点三扇组成，两类牌谱的选牌和组合形制甚至名称，都对花花牌游艺有着深远影响。
宣和牌自创设以来，类似上述组牌、取名、注诗的雅致玩法不断发展。《牌统孚玉》四卷几乎都在介绍这类闲中消遣之法，如连环特赏图、六官大赏图、太极格例图等。同时宣和牌也逐渐演衍出专戏游艺，如《重订宣和谱牙牌汇集》所载打天九、夺锦标、同心结等。史籍记载较早的宣和牌专戏游艺，乃斗天九，“斗天九之戏，汪乔孙自广陵传来，云是吴兴斗牌法……用旧牌三十二片分为五队，而正杂之别，为华夷界焉。三六二六以点不齐，黜而夷之”[38]113。斗天九将宣和牌三十二扇分为华前、华中、华后、夷正、夷偏共五队，斗天九列牌中的幺二之三点、二四之六点匹配的至尊又成了花花牌游艺的关键之点。
宣和牌创设始即有称号，所谓天牌地牌人牌和牌。“天地人和为大牌，十二巫山、叠胜环、八珠环为长牌，双碟戏梅、天圆地方、锦屏风、楚汉争锋为短牌，以上总为文牌。九八七五，四对为武牌，幺二、二四双扇为至尊”[39]422。明时斗天九分华夷，清时打天九又分文武，其牌名称号基本沿用。今时浙闽粤琼地区斗天九，仍采宣和牌三十二扇，或用扑克对应的三十二张纸牌代替，牌种名称基本维持故称，即“天地人和，三长四短，五杂”。
（四）明清叶子
明时游艺形式又再变迁，胡应麟云“今之戏具，与古同而盛行于世者，围棋象戏握槊而已，弹棋樗蒲打马打彄采选叶子等俱不传”[40]16。胡此处所云叶子指唐时“叶子”，其在《少室山房笔丛》续集“艺林学山”卷七有专论，称唐之叶子“宋世已无能者”[41]17。明成化年间陆容记“斗叶子之戏……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一万贯浪子燕青”[42]174。陆容的记述归纳起来，其所阅叶子有一钱至九钱共九叶，一百至九百共九叶，一万贯至九万贯共九叶，二十万贯至万万贯共十一叶，合计共三十八叶。
陆容称为“斗叶子之戏”，与唐时所谓“叶子格”则已大不相同。如《五杂俎》云“唐宋以前，有叶子格……皆不知何物，其法亦无传之者……今其式不可考。杨用修以为似今纸牌，而晦伯元瑞非之，皆未有的证也”[30]27-28。又如“纸牌之戏，前人以为起自唐之叶子格，宋之鹤格，然叶格戏，似兼用骰子，盖与今之马吊、游湖异矣”[43]589。明时叶子异于唐时叶子格应是当然，至宋造纸术和印刷术空前发展，“许多用品以往须用昂贵得多的材料如绸、皮、角、象牙等制成，后来都改用纸张了。纸牌、玩具等消遣品，也采用坚韧的纸或纸制品”[44]110。依托造纸和印刷的发展，进一步借鉴创新而制成纸牌（明之叶子），应是游艺形式或器物沿袭、传承、流变、创新的表现。另陆容所记叶子之名称，钱、百、贯，皆宋时货币单位，而北宋崇宁年间已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45]18，交子印制屋木人物铸币等图案。或许陆容所记这种叶子的创制历史时段可能更早（元史料记：“至元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捉获闫僧住、郑猪狗摸牌及追搜到印牌木符……将行使毁不尽纸牌九张，并摊场钱中统钞三十六两，发下永丰库收贮”[46]）③，或许这种叶子出现是用来表征某些替代性货币，如筹码等，此仅作猜想。
明时纸牌品类纷繁，游艺形式庞杂。如潘之恒所言“叶子始于昆山，初用水浒传中名色为角抵戏耳，后为马吊扯三章六章投一霤，又有斗双头截角尊极抢结归一种种，今不尽行其法”[38]106。马掉游艺之叶子四门四十叶，去十字门行其他游艺之叶子三门三十叶；默和游艺之纸牌三门六十页，倍之为一百二十页或倍之又半为一百五十页行碰和游艺。除此两大类外还有一类，由宣和牌演变而来。“今以所镂之点绘于纸而抹之，形制大小，一如纸牌，不用牙与骨矣”[47]651，以宣和牌三十二扇为基础，将所镂之点绘于纸上形成纸牌，并以不同页数配置进行游艺。
潘之恒《续叶子谱》末云“期莲生语不其曰‘天九善矣牌也，而列于叶何居？我见必反之’，余曰唯唯否否！期莲所执者象也，余所从者法也……近丛睦好事家，有变此牌作三十二叶，政可执而行，足破期莲疑”[38]114。这段史料很值详释，友人诘问，宣和牌斗天九乃骨牌游戏，为何列于叶子谱？潘认为友人执于表象而自己从其法，所以列在叶子谱。恰巧当时杭州有人将宣和牌制成叶子纸牌，正好可以拿给友人，破其疑问。此史料言及，明时三十二扇宣和牌已被制成纸牌。
明清时期流行的博戏叶子一类很简单，几百年来基本没有变化，就是印有骨牌图案的纸牌[48]81，一直流传至今。“清季复有人将骨牌印成纸牌，每色四张，戏法与天九同，名‘攫牌’，川楚人极好之。南京人又将其扩充为每色六张，而以两张加绘花类，戏法专以同色配对，名曰‘挖花’。民初，江浙人复将其制成麻将形式，而于边缘刻一二道圈，以代替花类，亦曰挖花”[49]53。喻血轮所述麻将形式的挖花，今浙江台州仍留存，恰是一种纸牌复向骨牌的变迁。综上，明清时期第三类叶子，出自宣和骨牌，摹牌而制成叶，其一种由三十二扇宣和牌印制而成三十二页行游和之游艺；另一种加倍而半之，又加二十五页为一百五页行碰和之游艺；还有一种每色四张行攫牌之游艺或每色六张行挖花之游艺。此即花花牌游艺纸牌形制的源头。
明时还有一类叶子，专用于酒令。如汪道昆《数钱叶谱》撰列四十八叶，涉钱、百、贯，而变马掉中水浒人形不取，或为美人为学士，配宴饮之细则，以行酒令。陈洪绶将四十叶马掉重新绘制全身水浒人形，并附语释附饮注，又将《数钱叶谱》所撰四十八叶，按其所述绘以图画[50]。陶宗仪《说郛》引曹继善《安雅堂觥律》记有一百一十九张与酒令有关的叶子[51]，游艺与酒令始终联系紧密，唐宋时很多骰谱也都为酒令而作。
前文所列现今留存各种传统纸牌，从外观、形制、门类、牌数大多还是沿袭、传承、流变于明清叶子或纸牌，亦可将源流关系，近似类别，相互对应表列，如表1：
（五）花花牌
花花牌属传统纸牌的点数牌，牌面结构造型沿袭从投掷器物六面体凹刻点数的骰子演变而成的宣和牌。潘之恒《亘史钞》杂篇乙集‘斗天九品’下记“庚戌初伏日记”[38]113，斗天九图列后言，丛睦好事家有变宣和牌为三十二页纸牌。《亘史钞》成书明万历年间[52]4，[53]179，花花牌纸牌形制的出现至迟不晚于明万历年间，1610年左右，后又经历不断演进与创新遂成今日所见四十八页，红黑椭圆点数紧凑排布或间绘人形图像的窄长样式。
如图2，花花牌从宣和牌二十一种摘取十四种组成一具，从左至右，牌点数由小到大。其中第二列和第四列组成一对，共两对；第九列和第十列组成一对，共两对；其余十个牌种，每种各四页，共计四十八页。图示仅为现今花花牌牌具形式之一，其他形式牌具两端印制椭圆点数的结构组合维持不变，中间部分绘有《水浒传》《红楼梦》各式人物图像，具体规格尺寸也各有所异。
由花花牌衍生踪迹易知，自身的游艺传承和殊异的竞技内容主导着花花牌选牌规制。其一，选择二六之八点与三六之九点组对，自宣和牌创制以来，两牌应被恒视为官牌或正牌，恰如潘之恒所言，于‘斗天九’游艺因其具体玩法（累加计点数）被“黜而夷之”，而在较晚的《牌统孚玉》，两牌仍被视为官牌与对牌。其二，选择一二之三点和二四之六点组对，三十二扇宣和牌先按牌形完全一致再按牌面点数相等各自组对后，唯剩以上两牌，另在‘斗天九’游艺，该两牌组对恰为九点，被推为“至尊”成此游艺一极。所以，花花牌选择了牌形相异、点数不同的四张牌，依循传统骨牌游艺的内涵文化分别组对，是其选牌规制游艺传承的体现。竞技内容方面正如前文所言，上述两两组对是花花牌游艺的核心、要害、关键之点。两种组对，不仅成为花花牌游艺必然性最大牌，而且左右着花花牌竞技得分，“掀牛九”之称呼即缘于二六与三六组对。花花牌由骨牌沿袭、传承、演变而来，故二六与三六组对及一二与二四组对，被赋予独特意涵，主导和影响着花花牌游艺民俗的竞技细则。
此外，花花牌不取一三之四点，也是其游艺传承的表征。宣和牌自始便有三牌为率的玩法，图7所示顺水鱼儿（顺水鱼）和正马军两类三扇组牌，赫然列于仅有七十类牌谱，后又被花花牌遴选并沿用其名。花花牌继承了宣和牌传递之三扇组牌游艺模式，取图7两类三扇牌谱铸就自己的游艺架构，选顺水鱼儿为自己的一副鱼（一窝鱼），择正马军为自己的一副摆。这种组牌选择又相当精妙，两类三扇牌谱六张牌正好涵盖了骨牌源流骰子之六面，可谓费尽思量。基于上述文化脉络，自然弃一三之四点不选，有了一副鱼（顺水鱼）、一副摆（正马军）的模型，又衍生出诸多以此为基础的牌型，丰富着花花牌游艺民俗。
现今传承的部分花花牌牌面造型间绘人物图像，此种绘图形制，于宣和牌游艺进程中杳无脉络。通过上文考究，易知水浒人物图像最早绘制在纸牌牌面始于陆容所记之叶子，其后汪道昆又列四十八叶《数钱叶谱》并设制人形，陈洪绶再将酒令叶子结合人物形象加以美术创作。花花牌牌面人物间绘应是借鉴上述叶子的形制，将骨牌的点数排布和叶子的人形图像合二为一，遂成现在传承留存的此类形制。
综上，从几个方面梳理了花花牌的历史文化传承。整体的点牌制式沿袭、传承于宋宣和牌；采用硬纸印刷制作的纸牌形制至迟起于1610年；十二个牌种四十八页一具的牌副类型，摘取骨牌发展多个阶段的游艺特点，糅合交织而成；天、地、牛、戏、板凳、梅十、虎头、锤七等牌名称号，既沿袭宣和牌之古称又融入明清骨牌兴起之旧称还基于传统游艺而创称，织就成一组文化充盈又独具一格的牌名系统；最后借鉴他者，博采众长，形成今时传存红黑相交，椭圆紧凑排布、五点布置状似花朵，或间绘人形图像的窄长形式。
花花牌牌具制式的形成已有了基本轮廓，与之附着的游艺形式和竞技方法又始于何时呢？“旧时男性有划拳、下象棋、下围棋、打牌、搬手腕等；女性有耍花花牌（也称叶子牌）、打秋千、放风筝等”[54]157。《西安市志》记述时间上自事物发端下至二十世纪末，1949年以前，花花牌已是游戏形式之一。“本县为商贸通衢之地……主要有抹花花牌、掷骰子、掀纸牌、打麻将等。”[55]721陕西地方志载明，花花牌游艺形式民国时已经成型④。笔者于凤翔个别村落进行简单田野访查，知悉花花牌游艺于该地区业已传承至少一个世纪。“打掀（只四十八张纸牌）”[56]300，1909年出版的《成都通览》虽只有不到十字记述，然对花花牌游艺来说已非常清晰，“打掀”是极其鲜明的特点，四十八页纸牌选择也是现今留存的传统纸牌所不具。非常简洁的史料言明，一个多世纪前的成都尚流行着花花牌游艺，不知何由，此游艺于该地何以现今不兴？
在花花牌游艺尚传承、留存的内蒙古部分地区，则有明确史料记述。“鄂托克旗家庭娱乐有耍花花纸之戏。用纸牌四十八张。三或四人玩之。如为四人时。每次必须有一人停手也。”[57]164史料记述既明确点出了游艺形式名称，又较清晰地说明了花花牌游艺的牌具构成、参与人员、竞技方式，即四十八张牌、可三人或四人、四人时则需一人暂歇。史料所载与西北四省（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今行的花花牌游艺形式完全吻合，可见《绥远通志稿》成书的民国时期，花花牌游艺已是当地家庭的娱乐方式之一。《绥远通志稿》还有一则记载：“托县绅富之家……有掷杏核。杏核两面磨孔露仁。染红黑二色。共六枚。掷之。红多者胜”[57]38，这段史料记载的娱乐形式与宋人程大昌所言之五木何其相似！上千年时间流逝，也未能扯断民间游艺的传承。
四、花花牌民俗艺韵
花花牌是西北地区的传统牌类游艺，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独特的趣味、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是一种牌类游戏更是一种文化遗产。其游艺民俗模式如下图。
现今各地传存之花花牌游艺民俗，虽牌具形制无异，游艺内涵相通，但在长期民间传承和游戏过程中，各存域结合当地民风民情逐渐演进出诸多在地特色。笔者对西安、兰州、银川、西宁等地进行点状式田野调查，获悉四地传承之花花牌皆有各自地方特征，如宝鸡紧邻各县或一县之内亦存殊异之地方特色，花花牌游艺于历史传承过程中已显现出地域差异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清晰图景。然而，在地特色的演进成型，虽然区域象征极其鲜明，但核心要义又不偏主旨，所有存域之地的花花牌游艺民俗仍具有相互通约性。
花花牌采四十八页传统纸牌为游艺之具，牌面印制的红黑椭圆点数量之和表征牌点数，以此区分牌种异同和大小。如图2牌点数为六点的牌种就有三类，因各自相异的椭圆点构造和配色，其组合规则、牌型次序、游戏运用、文化内涵亦各不相同。花花牌传承的游艺民俗殊异于各种现代纸牌游戏，因其是千年历史文化积淀演进的文化遗产，有限的牌数依赖细致的规则演化出无穷的游艺趣味。
五、结语
游艺民俗的历史进程中，即使一定时段内非常流行的游艺，即使已经有一定文献记述的游艺，即使人们也在努力重现形貌的游艺，最终皆不尽如人意。如不乏历史资料的秦汉“六博”，如李肇所述唐时兴盛的“长行”，如明清时昆山叶所行的“马掉”，终困于细节不备，难还原详细竞技之法，实为文化传承之遗憾。
回望秦汉之游艺，着目今时之娱乐，变化翻天覆地，但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烙印则闪耀其辉，尤其从现今传承留存的纸牌一隅，便览全景。西北花花牌虽仅是笔者有限搜寻罗列十五种传统纸牌之其一，然史料记述片纸只言，因此，探寻发掘它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甚为必要，系统全面地介绍这种存域广袤的游艺民俗亦非无益。
现今留存传统纸牌已获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者，尚有南通长牌、乐山贰柒拾纸牌、传统纸牌“上大人”（孝感纸牌）。花花牌游艺民俗覆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五省（区），其文化传承及滋养地域相当广泛，应该将这种民俗说清楚、传出去，最好能依托更高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活态传承，使其生命得以延续和增强。
注释：
①花花牌游艺民俗传承范围至少包括文中所列区域。个别文献记载，其他地域亦可能留存该游艺民俗，如新疆、四川，因并未田野调查确认，故暂不罗列。
②现今留存的传统纸牌包括但不限于文中所列，个别传统纸牌于不同传承区域虽形制无差但称谓有异。文中仅列举了十五种传统纸牌，但涵盖三大类别，中国各地传承留存的其他传统纸牌基本也属于此三类。
③依史料虽不能知其所记“纸牌”是何种类，但据“纸牌九张、印制木符”等可研判其纸牌形制元朝已具，且应有一定民间规模。
④1957年6月8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通知（档案号J198-002-01497-0008），要求省内禁止销售花花纸牌，以免影响生产，且建议国务院考虑停止产地生产和销售花花纸牌。可见花花牌游艺民俗于陕西境内传承甚广，群众基础相当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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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rm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Huahua Pai" in Northwest Chinese Folk Pastimes
YANG Peng-yuan，ZHANG Hai-bing
Abstract:The folk pastime of “Huahua Pai”(a kind of card playing entertainment)has been orally transmitted throughout Northwest China. It enjoys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deeply enriches the daily live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However,there is still no specific written record to provide detailed explanations to it. By tracing the genealogical origins of Huahua Pai,this paper outlined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related gambling games,recreational activities,and gaming devices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rough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In doing so,it seeks to elucidate several fundament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folklore of Huahua Pai entertainment:its origins,its formative processes,its structural typologies,and its unique aesthetic charms. In summary,the formation of Huahua Pai entertainment has gradually evolved through several key historical stages:continuation,inheritance,transformation,and innovation. By delineating this pastime through the dual dimensions of historical lineage and cultural context,this study traced back its roots,expounded upon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and concurrently introduced similar traditional playing cards preserved across other regions of China.
Keywords: folk pastimes; Huahua Pai ; typology of playing cards; gameplay form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