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姥姥娘家是官邸伊姓的大户,从小没了娘,是在后妈手里长大的。
嫁到我姥爷的庙子夼村时,婆家家境一般,我姥爷是老实厚道能干的庄稼人。
可能与从小成长压抑的环境有关,我姥姥脾气有点燥,但很会操持家务,织布养蚕,缫丝等,凡自给自足的农家营生一应俱全。
嫁过来没几年,盖房置地,很快就成为村里的上等户了。
二
天不随人愿,用姥姥的话说,“人刚命不刚”。
没有儿子,在那时的农村被视为绝户。一连三个女儿,5岁开始,相继为孩子们裹脚,大哭小叫。
胶东农村崇赏小脚,三寸金莲最好看。农村娶媳妇坐轿子,落轿后从轿帘出来,看媳妇的人们,最先注意的是新媳妇的脚,脚小就是俊的,否则就是丑的,无论身段和脸蛋如何,只要脚小就好看。
因此不裹脚的女孩不好找婆家。
要强的姥姥要给女儿们把脚打造成最美的,所以5岁就开始裹脚了。这个年龄正是贪玩的时候,被层层裹脚布缠绕的脚不敢落地,不落地都很痛,踩在地上可想而知了。
姑娘们白天不敢,晚上趁大人睡觉后,偷偷把脚布解开,让脚喘口气。裹脚布很长,解开后自己缠不起来,姥姥一边数落,一边重缠。
裹脚是很残酷的行为,把好端端的脚趾向脚心缠压,开始的几天是不能打开的。时间久了,脚趾骨折弯变形,从此就不能再放开,每天都要用白布缠紧,再将脚塞进锥形的小鞋内,脚的着力点在脚后跟上,走起路来一捣一捣的,身体也不由自主的随着左右晃动。
三
三个女儿的农家,只有姥爷一个男劳动力,置买的田地多起来,忙不过来时,雇短工,后来雇长工。女儿们在家做些纺花织布,绣花,养蚕缫丝的家务活。
怀上第4个孩子时,感觉像男孩,邻居的女人们也说是男孩的样。姥爷,姥姥怀着巨大的希望等待儿子的降生,姥姥还提前做好了男孩子的衣服。
在希望与担心中,这个日思夜想的“儿子”呱呱坠地后,尽管声音响亮,却让姥爷姥姥大失所望,又是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的我妈。
姥姥失望的心情犹如坠入深渊,用一块破布,把孩子一包,一脚踢到了炕的另一头,自己的泪水无声地浸湿了枕头。
养不出儿子,被人笑话,在村里就比别人矮一头,没劳力可以雇人,没儿子抬不起头来。
不被待见的孩子天护佑,这个排行老四的四嫚,没病没灾,一天天健康的成长。到了裹脚的年龄时,我姥爷不让姥姥给她裹脚,家里没劳力,姥爷需要帮手,要把四嫚当男孩子一样的养活和使唤。
这期间老五出生了。又是一个女孩。姥姥姥爷对自己生养男孩已经绝望了,就想办法要了一个刚出生的男孩儿。
那年月没有奶制品。要养活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小米汤。姥姥每天把小米熬粥,粥上面的米油汤给小孩子喝。这样的孩子营养跟不上,免疫能力低下,几个月后染病夭折。
姥姥找算命的算了一卦,命中无子。从此死了要儿子的心,一家7口6个女的。期间老二生病也夭折了。
最小的女儿被全家宠着,像男孩子一样的野。
四
1946年胶东农村大复查,划成分。姥爷一辈子要面子,便与姥姥商量,主动把好地献出去分给他人,这样就不用站桌前了,所谓站桌前就是被批斗。
姥姥爽快的答应了,反正也没儿子,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要那么多地也没用。他们把30多亩地献出去了,自己留了山上的几亩薄地。
1947年的正月,四姑娘随着村里的秧歌队到外村去演出,被县武装大队招兵的看上了,同队有两人当场入伍,没有回家,让别人带了口信回去。
时值国民党大反攻,胶东是重点战场。村民整天提心吊胆,东躲西藏,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四姑娘去当兵,我姥姥的心像被什么抓着似的难受,整天以泪洗面。
按说像她这样一个躁脾气又能干的女人,心思不会那么细腻,可偏偏粗中有细。对这个当男孩子养的四姑娘放心不下,大概与她内心重男轻女的意识有关,她与姥爷都把四姑娘当儿子看了。
几个月后武装大队放假两天。
我姥姥看到剪了辫子,齐耳短发戴军帽打裹腿的四姑娘,不是高兴是大哭,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了。不吃不喝以死相挟,任谁劝也不行。
因为识几个字,四姑娘人长得高挑又漂亮,在女子队里还当了副队长,很受重视呢。
在忠孝面前,四姑娘选择了后者。她不能眼看着母亲死去,更不忍心看着父亲难过。
多少年后,我姥姥后悔了。看到与四姑娘一起参军的那位回来探家,听说她是行政11级的干部。11级是什么概念我姥姥不知道,只看到她比四姑娘过得好,她原来各方面都不如四姑娘的。
这件事成了我姥姥一辈子的心结。
五
1956年冬,我姥爷重感冒去世,我姥姥给了姥爷最好的殡葬,吹手,道士,纸扎,很排场。
女儿们都出嫁后,只剩老两口相依为命。姥爷走后,姥姥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再后来嫁在本村的我小姨,因为家庭变故,带两个孩子搬回娘家住了。
小姨像个男人似的,抽烟,说话直率,在生产队当队长,家里全靠姥姥操持。
在我姥姥的心里,别人都比她重要。姑娘们回家给她带点好吃的,比如说糖果呀,罐头呀。她自己舍不得吃,把糖果装在兜里,到门口分给别人吃。罐头也送给有点人情往来的邻居了。
现在想起来,晚年的姥姥过的应该是不开心。小姨带两个男孩子,要盖房子要结婚,生活压力很大,自身又有胃病。生产队里的事儿又多,回家肯定没有什么好脸色。
有一次80多岁的姥姥生病了,小姨不想给她看病,其实就是拉肚子。我从医院里拿了针回去,找赤脚医生给挂的水,居然就好了。
那时候姥姥很瘦,瘦的皮包骨,被风一吹就刮倒的样子。在院子里和在家里活动都要拄拐棍。稀疏的头发蓬松着,在后边挽了一个小小的发髻,牙齿全脱落了。
农村开始火葬的时候,姥姥坚决不要火葬,她怕火。
说来也怪。姥姥上午咽了气儿,小姨下午就要去火化。
父亲从村里带了拖拉机过去。把姥姥装上车,在家门口走了没多远,拖拉机就走不动了。司机没找到拖拉机的毛病,但就是走不动,非常的沉。
后来是我妈说烧纸。然后又对我姥姥念叨,现在就是这样,都要这个样儿,如果不火化也没地方入土,跟着社会走吧。
念叨之后拖拉机就启动了。怪不怪?这可是真事儿。
我姥姥是那个年代农村妇女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