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拿破仑在历史舞台上谢幕的初期，全欧洲乃至法国自身对拿破仑的崇拜并没有那么狂热。由于拿破仑扰乱了旧欧洲贵族的等级秩序、他得罪了保皇派，由于他的称帝，他得罪了共和派，由于他的大陆封锁政策，他得罪了工商业主，由于他连年的征战，他甚至遭致了其铁蹄所到之处各地底层民众的怨言。所以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后期，拿破仑除了在他的嫡系军队中声望确实卓著之外，是存在大量反对派的。其1812年远征俄罗斯的决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
后世也常常把1814年和1815年拿破仑两次逊位给忽略掉。虽然都是与反法同盟的城下之盟，但也都是经过法兰西帝国议会表决通过的。拿破仑离开巴黎时，所上演的枫丹白露诀别，对他依依不舍的人都是“拿破仑派”。巴黎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相对沉默的。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1840年，当奥尔良王朝的政府迫于法国民众的压力，终于将拿破仑的灵柩从圣赫勒拿岛迎回巴黎时，情况完全变了——全巴黎居然有90万市民冒着刺骨的寒风去迎接这个“皇帝”回家。
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老禁卫军重新穿上军装，送他们的将军最后一程。
法国随后大兴土木为拿破仑修造了无比奢华而辉煌的拿破仑墓，在他的遗体包了七层棺椁，用十二个胜利女神去守护。
今天你如果去巴黎荣军院，瞻仰拿破仑墓，你会感觉法国人这不是在安葬一个人，而是在祭奠一位神明。
到了1848年，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以压倒性优势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大选中当选总统，并在几年后以同样的高票称帝，把他大爷的人生成功路又走了一遍。路易·波拿巴这个人的成功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无疑，他争取选民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反复告诉他们一句话：“我是拿破仑的侄子！”
是的，就这一句话，就保证了他的当选。也是在这三十多年中，在欧洲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如德意志、波兰、意大利等等地区，拿破仑的粉丝就跟施了肥的庄稼一样蹭蹭蹭的就冒出来了，我之前那篇文章提到海涅作词、舒曼谱曲、堪称拿粉巅峰神曲的《两个掷弹兵》就流行于这个时期。而同样流行于这个时期的《波兰没有灭亡》（后来的波兰国歌），也直接唱到“拿破仑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去取得胜利。”
是的，可能拿破仑自己也没想到，欧洲人对他崇拜的巅峰，并没有发生在他独步欧罗巴，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巅峰时刻，而发生在他逊位后的三十年中。
这三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奇特的这种现象，大作家雨果有一段神评论，他说：“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下的波拿巴仿佛比站着的拿破仑还要更高大些……他在疏失中依然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依然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依然是雄才大略的。”
但是，雨果的这段名言过于文学化，他依然不能回答我们的那个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在拿破仑谢幕后的这三十年中，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的声望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后不降反增呢？
我们要对自己诚实，其实翻阅历史，你会发现那三十年里，欧洲什么太值得一提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发生，但是正是这种“什么也没发生”，导致了“倒下的拿破仑”声望日隆。
那么，就讲讲这场对拿破仑的崇拜的“历史叙事构建”是怎么发生，以及它究竟是否合理吧。
前段时间我看了智本社写的一篇文章，叫《历史的垃圾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1848年欧洲“人民之春”前的这三十多年，欧洲在政治上就进入到了“历史的垃圾时间”——从历史的宏观来看，整个17-18世纪的两百年，是欧洲思想最活跃、名家与经典论著最多的时期，号称启蒙时代。而到了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能推动欧洲走向近代的启蒙思想、权利理念、法治精神、甚至用于实操的《拿破仑法典》，在之前就已经齐备了。
然而历史的脚步，却在这个万事俱备的时刻踟蹰不前了。
拿破仑战败后，反法同盟的旧贵族们，试图在维也纳会议上把欧洲历史倒车回到大革命甚至启蒙运动尚未发生过的时代，这听上去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但有一个人的出现，却让这个想法几乎走进了现实。这个人就是时任奥地利外相的梅特涅。
说起梅特涅这个人，不学外交史的人可能不太熟悉，不过百年之后，美国却出现了一位曾经系统研究和学习他的“大国均势”和“协调主义”理念并成功将其实践于美国外交当中的国务卿，这个人就是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
从外交手腕上，基辛格国务卿对梅特涅的很多模仿的确堪称惟妙惟肖。但实话实说，梅特涅外交得以实现的那个最重要的“药引子”，基辛格是学不会也不能学的。那就是“反革命”。
是的，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杰出反革命外交家”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非梅特涅莫属。
梅特涅成功说服欧洲各国王室、首相放下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加入到他那个“神圣同盟”和“欧洲均势外交”中的理由是这样的：法国大革命搞的怎么把成批的贵族都赶上了断头台、拿破仑这只“科西嘉野兽”怎么把成打的王冠打落到地上，大家都看到了吧？想必各位都不想这种事情重演一遍吧？所以各国之间什么抢地盘、争贸易、夺继承权这些糟心烂事儿现在都是次要的。现在最重要的是防止你们王座下面那些泥腿子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名号再闹一次法国大革命，再出一个拿破仑！
所以大家都各退一步哈，各退一步！最好再签个各国互保协议，彼此联合，严防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简单一点说，梅特涅的成功，就在于给欧洲各国统治者找到了一个比他们之间的矛盾更为要命的“共同假想敌”，这个假想敌，就是全欧洲呼唤自由与革新的民众。
于是，全欧洲的王室在梅特涅的这种呼吁之下苟合起来，一致把枪口对准了老百姓。得亏那个时候还是19世纪上半叶，要不然梅特涅喊喊什么“全欧洲的贵族老爷，联合起来！”之类的。
梅特涅虽然没有这么说，但的确成功的这么做了。
“维也纳体系”建立后不久，1819年，号称最自由、最先进的英国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彼得卢大屠杀，英国政府背靠“神圣同盟”的支持，不仅将屠刀伸向自己本国的民众，还于同年 11 月颁布六项法案，禁止集会、游行，限制出版自由等。把过去拿来当旗子打的什么《大宪章》、什么“王在法律下”，什么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什么亚当斯密、什么艾德蒙·柏克，全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英国政治进入了最野蛮、最守旧的一段时期。
事实证明，哪怕是号称有“个人主义传统”的英国人，当利维坦可以无所顾忌的欺压人民时，其行为也不那么光鲜。
英国如此，欧洲各国就更不用说了，在梅特涅和他那一帮同伙的治下，整个欧洲宛如一座监狱——全德自由学生被镇压、意大利马志尼起义被镇压、波兰起义被镇压、俄罗斯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极端保守的神圣同盟甚至不愿意支持同为基督教的希腊人民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腊独立运动，原因仅仅是害怕革命的烈火会燃及自身。
而梅特涅在当上首相之后，其治下的奥地利，更是堪称已经欧洲的模范监狱。梅特涅激进的实施高压统治，在全奥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当时有不下5000种书刊被列为禁书。
梅特涅对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的打压，甚至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连从国外进口的瓷器，上面如果出现“自由”的单词，无论法语还是德语，他也一定要抹掉之后才允许售卖。
神圣同盟治下的欧洲，是整个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不理解这个封建旧贵族全欧大联合、一起牢笼民众的身体和大脑的时代，你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会在他的学说中，将阶级而不是国家看做区分人类群体的主题，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欧洲各国人民开始越来越强烈的怀念甚至崇敬拿破仑——因为这个人曾经向他们证明过两件事情。第一，那些不可一世的王公贵族，是可以被轻易击败的。第二，那些《拿破仑法典》中许诺过的权利，是应当被授予人民的。
于是人们怀念拿破仑，并通过怀念他，去黑暗中渺茫的等待与希望。
所以你能理解，德国人海涅为什么要在《两个掷弹兵》中，去共情一个法国老掷弹兵，用他的口气深情地说：
“答应我的请求吧，兄弟！如果我现在一命呜呼，请把我的尸骨运回法兰西，……我将这样躺在坟墓里面，就像一名警惕的哨兵，直到有朝一日，我又听见大炮轰鸣，奔马长啸。皇帝会纵马跃过我的坟墓，那刀剑铿锵撞击，那寒光凛冽闪烁！我将全副武装爬出来去为皇帝作战！我的皇帝！”
出道阅读理解——请问海涅在这里借老掷弹兵缅怀拿破仑，到底在抒发什么感情？
这里要解释一下，一提皇帝这个词，我们中国人本能想到的一定是君权神授的封建君主，好像和国王没什么不同。但拉丁文的“Imperator”（英白拉多）被翻译成“皇帝”其实是个翻译史上最大的误会。英白拉多在欧洲理念中真正的意思其实更接近“统帅”甚至“英雄”。这个头衔是在民众的欢呼中产生的。所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古罗马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还是拿破仑所建立的法兰西帝国皇帝，它都保留一定程度的选举过程。也就是欧洲的这个“皇帝”（英白拉多）其实是选出来的，它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总统，或者终身执政官。不管怎么说，总比强调封建产权的国王和公爵们要进步一些——因为好歹，英白拉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
而海涅在诗中的预言，最终实现了，最先动摇梅特涅精心构筑的监狱体系的，依然是法兰西。
1830年，由于不满复辟的波旁王朝君主查理十世鼓吹君权神授、进行出版审查、甚至试图解散议会的倒行逆施。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查理十世仓皇出逃，逃往了那个他之前一再宣称“宁可砍树，也不像英国国王那样统治”的英国。
很多人对这场七月革命的印象也许是模糊的，但如果你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或者听过同名歌剧，你一定会对七月革命中波澜壮阔的场景印象至深。而看了我前文的论述，你也能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如此给自己的小说命名——拿破仑逊位之后那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确实悲惨的。
最常被用来描述法国大革命的那副名画《自由引导人民》，其实也是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用来描写七月革命的。
只不过这幅画作的身世非常曲折。七月革命之后，该作一度曾被法国新政府所收购，但很快又因为时局变化被送回给作家本人，并被软性禁止公开展示多年。
罪魁祸首，其实梅特涅和英国人牵头组建的那个倒霉催的“国际协调体系”，法国七月革命爆发后，英俄普奥四大国一看，说怎么你法国又大革命没国王了！？这不行啊！没有国王，也得学学我们英国的先进经验，找一个沾亲带故的国王上去当！否则别怪我们出兵干涉哈！
就是大英当时的德行，标准的粗暴干涉他国内政。
于是法国人民不得不捏着鼻子请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让他建立了奥尔良王朝（又称七月王朝）看守法国。这个奥尔良王朝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之尴尬，一方面，维也纳体系硬逼着已经觉醒的法国人必须接受一个国王。而另一方面，法国当时的民意，又逼着政府必须重新给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一个说法。
无奈的奥尔良王朝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一方面它在国际上以波旁王朝的后继者示人，安抚英俄普奥的情绪。但在国内，奥尔良王朝又有意无意的把自己暗示为那个光辉时代的继承者，它直接使用了蓝白红的三色旗帜，并且给拿破仑这个被波旁王朝恨之入骨的“科西嘉怪物”“篡位者”翻案。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文提到的，1840年，法国在与英国反复交涉、抗议之后最终迎回拿破仑遗体，而全巴黎90万民众一起走上街头，迎接他们的皇帝回家的一幕。
当民意如此汹涌的时候，历史的大势终于不可阻挡了。
1847年，英国爆发了史上首次工业社会性质的经济危机，老天开眼，维系“维也纳体系”的金援终于断裂了。
紧接着在次年，梅特涅和他的同伙们精心构筑的整个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均势体系”，就在全欧洲人民的怒吼声当中轰然垮塌——依然是法国，再次爆发了旨在推翻奥尔良王朝的二月革命。这场史称“人民之春”的革命迅速席卷了除俄罗斯、西班牙之外的整个欧洲：
在南德的慕尼黑，大学生、工人、市民联合占据军械库，要求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以及他的宠妾“罗拉内阁”下台，国王被迫成立了一个由中产阶级代表组成的新内阁。
在普鲁士，中产阶级与工农阶级聚集王宫广场，要求实行出版自由、召开联合会议、组织人民自卫团，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逼同意人民的所有要求。
仿照法国蓝白红三色旗的德意志黑红金三色旗四处飘扬。
在意大利，西西里首先爆发了反抗国王费迪南多二世统治的革命，迫使他赋与国民一部宪法，随后烈火蔓延意大利各邦。在丹麦、在瑞士、在比利时、在爱尔兰、甚至大洋彼岸的巴西……压抑许久的革命烈火以燎原之势席卷全欧。
尤其是在梅特涅的老巢奥地利，愤怒的革命者甚至包括了自由派贵族在内社会所有阶层，奥地利人学着法国人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对峙，在获胜之后士限令奥皇必须立即解除首相梅特涅的职务、并交给他们惩办。梅特涅不得不在最后此刻狼狈辞职，并出逃英国（又特么是英国）。收拾行李滚蛋前，我不知道梅特涅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他自作聪明的把全欧洲的旧贵族统一起来，给他们手造了人民这个共同的假想敌，却阻止历史齿轮的转动。却不想，这一手反而逼迫着全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汇成一股滔天的巨浪，在1848年把他的体系彻底轰成了渣子。
梅特涅死于1859年，他死的时候晚景凄凉，因为他亲见了自己的那套主张被亿万人所唾弃，彻底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他极力想在欧洲民众脑中抹去的那个人——拿破仑，却反而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在全欧洲获得了崇高的声望。
郭德纲怎么说的来着？“全靠同行的衬托”。
对，也许拿破仑本不伟大——直到他被同行所衬托。
我们从这些拿破仑身后扬名的故事中能得到什么启发呢？
第一，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不能把他放到以今非古的真空里去苛求，而要在同时代去做横向的比较。
就像拿破仑这个人，不可否认，他的称帝，他的征战，以及他的很多历史抉择，在今天看来是不“现代”的。可是这样的批判，其实有点耍流氓。你要看到与拿破仑同时代的那些同行们都是怎么做的。除了大洋彼岸功成身退的华盛顿是当时欧洲人眼中的奇葩一朵，在当时的法国，无论国王路易十六、路易十八、查理十世、路易·飞利浦、乃至号称“革命的暴君”罗伯斯比尔，他们的做派没有一个人比拿破仑更民主，而短暂存在的督政府这样看守内阁，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权威去推动改革、甚至不足以保卫共和国。毋宁说，在当时的法国乃至全欧洲、甚至美国，启蒙与进步的果实想要保存，就是需要这样一个有足够权威和力量的“佩剑圣人”才有可能去实现的。而拿破仑做到了这一点，他主政的那个时代，法国固然有许多不完美，但相比于之前雅各宾党人“恐怖十年”，以及之后“神圣同盟”弄出来的垃圾时间。拿破仑的改革与施政难道不是伟大的么？《民法典》、《刑法典》、法兰西科学院、检察官制度等等等等创举一时爆发。如果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拿破仑至少为他的时代做了他当做的。
第二，英国人为什么执着于拿黑？从上述回顾中你也看出来了。不仅在拿破仑生前，乃至在他死后，英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革命历程当中，扮演过相当不光彩的角色。
对内它进行彼得卢屠杀、带头推行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对外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充当“欧洲搅屎棍”，给梅特涅那套弹压欧洲百姓的“欧洲均势”体系提供金援。
同时，同时代的英国还盛行主张“穷人就该饿死”的马尔萨斯主义，在1845年开始的爱尔兰大饥荒中全爱尔兰四分之一的人口减员……
工业时代的大英，确实有一批伟大思想家，在呼吁现代理念，但具体做起事情来，下手是非常黑的。他们的个人主义理念当然很好。但无奈，他们一开始并没有以这个理念去平等对待他人的自觉。哪怕这个他人是其欧洲同胞。
是拿破仑这样的人，是1848年这样的革命，用枪炮和怒吼教育了他们。
而这就又涉及到了第三点——是的，我们不否认，英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大宪章的法治理念、弥尔顿、亚当斯密、埃德蒙·柏克、洛克等等等等先贤的思想曾启发了整个欧洲。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欧洲的近代史绝非像某些“英国特殊论”的论者所鼓吹的那般，仅仅以英国为单引擎驱动。
实际上，英国在19世纪初、20世纪初、乃至20世纪下半叶，其政治实践就几度陷入了死胡同当中，如果欧洲从不存在，法国大革命不存在，拿破仑也不存在。那英国社会充其量只能演进到《唐顿庄园》里那种样子，贵族与侍从、主人与仆人，彼此等级分明。
作为侍从，你确实有你不可侵犯的权益，但不好意思，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
没有法国的启蒙运动，没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没有美国的《独立宣言》，没有德国的行政比例原则，没有“人人生儿平等”理念的提出，英国能如撒切尔夫人说的那样，永远为欧洲“提出解决方案”？
瞎扯！
拜托，睁开眼看看吧！19世纪上半叶，英国曾为了一己之私，不仅快把爱尔兰饿死，更曾伙同梅特涅这帮老贵族，把全体欧洲人快给掐死了。它扮演了那个可耻的集团中最可耻的角色。
欧洲人，直到今天，依然对英国人深怀芥蒂，不是没有理由的。
欧洲之所以能够成功走向近代，就在于它的“多引擎机制”，希腊、罗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意志、大洋彼岸的美国、甚至俄罗斯，各自提供他们的思想家与行动者，彼此纠偏、互相矫正，在这种千帆竞航的“进化算法”当中，最终竞赛出了一个最合适的体系，照亮世界的未来。
雷德利·斯科特今年八十多了，说服这么一个老人家放弃他基于民族自傲对拿破仑和整个欧陆文化的固有偏见，这很难。
但我觉得，我们大多数观影者，应该还没到这种犯老顽固的年纪。何况我们又不是英国人，没必要被他们的民族偏见也带着傲慢起来。
须知，傲慢只会引发固执，而固执只能带来愚蠢。
世界之所以平衡，是因为有上帝的存在，欧洲之所以平衡，是因为有拿破仑，拿破仑就是神的存在。——黑格尔
那么关于另一个问题，他的落幕。他为什么会失败？或者说究竟是谁击败了他。
在我看来，击败拿破仑的，既不是俄罗斯的冬将军、英国的威灵顿、或者普鲁士的布吕歇，而是他手中的权力——皇帝的权力。
前面说过，拿破仑在风云动荡的法国大革命时代能够取得如此卓绝的成就，原因在于他确实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尤其是大量阅读启蒙时代的名著）、精力旺盛更外加平易近人。
所有这些特质综合起来，让年轻时代的拿破仑犹如一轮朝阳一般光芒四射而富于感染力，拿破仑这种惊人的魅力，突出体现在他（被雷德利·斯科特的《拿破仑》近乎侮辱性的一句话带过）的意大利远征当中，1796年，当拿破仑接手法军意大利方面军时，他所面对的是一支补给缺乏、士气跌到谷底、几乎一旦上阵就要一触即溃的散兵游勇，且人数只有四万人，却要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奥撒联军。但拿破仑并没有气馁，他几乎仅仅利用演讲的口才与对普通士兵的走访，就让法军的士气迅速恢复，让士兵们爱上了这个活力四射、平易近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并许诺带领他们去赢取的“小班长”。
然后这支军队就完成了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之后从未有军队完成的奇迹——他们翻过阿尔卑斯山，挺进亚平宁，在拿破仑的指挥下穿插迂回、围点打援、声东击西，大小70余战、主力会战14次，几乎从无败绩，仅俘虏敌军就达到惊人的、四倍于己的16万人。意大利人喜欢投降的习惯，也不知是不是从此就开始的。
拿破仑的指挥风格、崇高声望、以及他后来赖以建立法兰西帝国的老班底，都是这一战打出来的。
所以，我实在想不出，如果老雷真想拍一部观点中正一点的正经《拿破仑》，有什么理由居然一个镜头都不给意大利战役。这就好比你说你拍个《李世民》，不拍他少年时怎么虎牢关外一战擒两王（大唐版“三皇会战”），中年怎么励精图治，光聚焦玄武门事变那点事儿，描绘他怎么杀兄纳嫂，然后写写他晚年的昏庸独断，把他描绘成一个弑亲怪兽、色中饿鬼和无道昏君，你觉得但凡看过唐史的人能不怒么？……
扯远了，说回来，拿破仑的这些过人优点，外加他对法国大革命“革命但务实”的态度，让他即便在发动雾月政变、以军人之身成为第一执政之后也有大量人支持。雾月政变和其后的称帝也的确给他了一展政治才华的舞台，被说烂了的《拿破仑法典》其实只是拿破仑所推进的政治改革中最显眼的那一小部分，他以旺盛的精力整顿吏治、清除腐败、提振行政效率，欧洲在1848年革命后绝大多数国家的基本架构，几乎都是以拿破仑所改良后的法国政府为蓝本建立的。
此外拿破仑在军事上光辉也得以持续，并在称帝后一度冲到了顶点——奥斯特里茨的三皇会战。
但就像他让他的随军传记作家所记下那句话一样——奥斯特里茨的太阳。在三皇会战之后，确切的说，是从拿破仑称帝的那一刻起，他的衰败就已经开始了，权力的魔戒开始腐蚀他的身心，让这个太阳般的人物，走向注定的日中则昃。
关于这条下坡路的起点，其实正是被很多“拿迷”所津津乐道的拿破仑称帝后大封元帅。元帅制度本来是法国在中世纪就形成的传统，当国王不敢或不方便外出征战，而整个军队又需要一位独当一面的将领统御时，法王就会册封他信任的将领为“元帅”（maréchal）。
也就是说，法军中的元帅本来是稀少（甚至很多时候独一）、并必须在关键时刻独当一面的存在。
可是拿破仑在称帝之后，却大封他手下的将领为帝国元帅，整个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共册封了二十六名帝国元帅。
表面上看，这似乎说明了拿破仑时代法军将星璀璨、人才济济。但如果你真的细致去考察这二十六个元帅的名单，你会发现这里面“水货”非常多。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拿破仑这二十六帅当中，真正有能力独当一面的，大约也只有达武、苏尔特、马塞纳、拉纳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其他大部分元帅，要不然就如缪拉一般，是负责骑兵的“专门人才”，要不然干脆如内伊一样，让他打一场胜仗容易，让他通盘考虑一下全局，实在是“臣妾做不到”的猛子将、甚至庸才。拿破仑最终的滑铁卢之战，最后也就是被坑死在实话实说，拿破仑手下的大部分元帅，多数时候其实都只是顶着元帅的头衔，在做原本将军就能做的事情。拿破仑的大封元帅反而导致了整个法军指挥系统的混乱、将领们的不相统属和矛盾重重——原本你是上将我是中将，你是少将我是准将，那我必须听你的，但现在大家都是元帅了，谁服谁啊！
这种元帅“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噩梦，集中爆发于拿破仑的西班牙战争当中，由于拿破仑所派去的几位元帅之间的互不统属、且矛盾重重，他们得以被英军的威灵顿将军反复上演各个击破。
于是就有了拿破仑打威灵顿，怎么打怎么赢，威灵顿打拿破仑手下那帮元帅，怎么打怎么赢的奇景。
拿破仑大封元帅的行为，不仅没有分担自己的军事指挥压力，让他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政务上，反而加重了他的指挥负担，因为以前依靠将领之间阶级关系就可以协调好的指挥链，在他大封元帅之后彻底乱掉了，弄得他什么事情都必须事必躬亲。
那么拿破仑为什么要错误的选择大封元帅呢？这里面，除了“拿皇吃肉，元帅喝汤”，你都当皇帝了，不给老兄弟们一个元帅当实在说不过去的封功臣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我想还是一种“不得已的权谋”。
拿破仑死后几十年，大清出了天王洪秀全，创造性的在还没得到半壁江山的情况下封了两千多个王。被很多后世史家嘲笑为没文化。但实际上，洪秀全此举其实有着“朴素的权谋智慧”。
所谓“众建诸侯少其力”，皇权最为致命的问题，就在于它是拒绝分享的，甚至哪怕被分享名声与威望，也不可以。
但无论是“王”，还是“元帅”，这些荣誉都天生具有聚拢名声的效果，名声日显就会成为威望，威望日隆就会挑战皇权。
于是，作为“初代创业者”的洪秀全如果不想身边再出一个东王杨秀清，拿破仑如果担心手下在自己遇到危机时也来一场“雾月政变”。他们唯二的选择就都是：要么不封，要封就大封。用头衔的通货膨胀去稀释它对自身皇权造成的威胁。
当然，不那么聪明的洪天王做的比较夸张，封了两千多个王，所以破产速度更快。拿破仑就谨慎的多，才封了二十多个元帅，但一样逃不出破败的命运，因为这就是皇权的诅咒。
实际上，在拿破仑称帝之后，不仅他麾下的元帅们因为才不配位、阶层混乱而指挥水平下降。拿破仑自身的指挥水平，也在急速下降。
“主力会战的胜负，决定战争中的一切。”这是克劳塞维茨在系统的总结拿破仑战争之后说出的名言。
其实在克氏说出这段话以前，拿破仑本已在军事实践中作到了这一点——在他前期指挥的所有战争当中，拿破仑都力求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必要时甚至会大踏步的后撤，通过战略迂回创造对己方的有利态势，然后通过歼灭敌军主力获得战略主动权。
但是，在拿破仑称帝之后，这种谋略智慧在他的指挥艺术中逐渐消失了。三皇会战中将奥斯特利茨城堡让给联军，几乎成为拿破仑战略艺术的绝唱。在此后的征战中，拿破仑越来越放弃敌军有生力量、而去重视被他原先弃之如敝履的有政治意义的城市，比如莫斯科和柏林……
拿破仑之所以非要放弃原先正确的指挥思路，由精明的“争军”转向笨拙的“争城”，说白了还是因为皇权。
在当上皇帝之后，拿破仑的心态随着他的地位一起发生了变化。
前面曾经提到过，拿破仑所称的皇帝（英白拉多），在西方历史上是有特殊含义的，英白拉多是民选的英雄，既然作了英雄，那你就必须不断地在对外战争中取胜。而民众，他们是不懂得你的战略迂回有多么高深莫测、你歼敌于一役的筹划是多么高妙的。你想在今天搞“存人失地”，为的是后天的“人地皆存”，得到消息的民众可能明天就在巴黎筑起街垒，把你推翻罢免了。
所以在拿破仑称帝之后，来往于他的御帐和巴黎之间的军需官，多了一项“军需物资”——巴黎的报纸。身为皇帝的拿破仑，指挥再也不能像做将军时那样随心所欲了。
所以当了英白拉多不能后退、更不能战败，只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或者至少看上去“胜利”了——在西方历史上，这是所有想当“大帝”的人，都甩不脱的诅咒。
晚期的拿破仑，彻底被这个诅咒栓死了。精明的库图佐夫看到了拿破仑的这种困境，在1812年拿破仑征俄时，说服沙皇执行坚壁清野、分段阻击、层层迟滞、外加游击袭扰的战术。拿破仑想要莫斯科，那就让他莫斯科好了！于是拿破仑得到了莫斯科，却输掉了整个战役。
当上皇帝的拿破仑，不仅要把虚幻的胜利荣光给巴黎民众，也要奖赏他的亲族另一种他们原本不配拥有的东西，那就是他曾经反对的封建王权。
是的，大封元帅的同时，拿破仑大封了自己的亲族。
他的长兄，约瑟夫·波拿巴，先封那不勒斯国王，后封西班牙国王，其任内西班牙狼烟四起，消耗了他弟弟大量的精力。
长妹，埃利萨·波拿巴，封托斯卡纳总督，法兰西公主。
二弟，路易·波拿巴，受封荷兰国王。
二妹，波丽娜·波拿巴，受封瓜斯塔拉公爵夫人和法国公主。
三妹，卡洛琳·波拿巴，与拿破仑的元帅缪拉成婚，两口子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
最为搞笑的，是他的幼弟哲罗姆·波拿巴，这个人事后被证明没有任何执政才能，但就因为是拿破仑的弟弟、而且最听话，拿破仑单独给他划定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独立存在的封地给他，哲罗姆上台之后，仅仅几个月就把原本富庶的威斯特伐利亚搞的国库空虚。并成功引发了德意志地区对其兄长的敌意，为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拿破仑赖以崛起的法国大革命，本来是反封建世袭的，可是称帝之后的拿破仑却在“封建亲戚”这一点上，走向了曾经的自己的反面，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不是家族裙带的私心，还是皇权效忠问题——拿破仑无奈的发现，只有亲属才能保证对他权威的绝对忠诚。
对这一点证据，是拿破仑其实还有个大弟——吕西安·波拿巴。
拿破仑的众多兄弟姊妹当中，吕西安是才能最为出类拔萃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不亚其兄长，但就是这个最有能耐的弟弟，拿破仑却唯独没有给他封王。因为吕西安拒绝听从拿破仑的指挥，甚至连为封爵而离婚这件事都不肯做，最终拿破仑将他流放到了意大利，断送了这个弟弟靠自己能力挣来的政治前程。
是的，带领其领民做匍匐于皇权之下绝对服从，这可能是拿破仑“封建亲戚”唯一的理由和最想要得到的结果。
拿破仑试图仿照古罗马的制度体系，在法国建立了一个英白拉多+议会的复合政体。这个政体在保证英白拉多足够开明、接受监督和罢免、并受民众拥戴时，是可行的。但它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法兰西人的皇帝”再怎么英明伟大，也只能是法兰西人的皇帝，他不能成为荷兰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的皇帝，拿破仑如果真的把这个体系推广到全欧，就必须在被他征服的其他国家制定宪法、建立议会、然后让当地人民推选自己的“英白拉多”——但这就又意味着法国将对这些被征服地区失控。法国将重新陷入国际博弈的被动。
于是无奈的拿破仑只能选择启灵于他曾反对的封建制，靠封建亲戚来遥控这些被征服的国家。毕竟“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只有血缘是保证不会背叛的铁则。
但这件事，其实也很难说。比如他兄弟中才能仅次于吕西安、相对比较成器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他老爹），走马上任荷兰国王之后，那真的是想执政为民，为了“窒息”英国，拿破仑要求荷兰必须参加他的“大陆封锁体系”，路易立刻呛声，说我们荷兰是商业民族，做生意就是荷兰人的命！你怎么可以为了法国的利益，让荷兰老百姓利益受损呢？
被顶撞的拿破仑大发雷霆，专门去信给路易，说“我愚蠢的欧豆豆”……啊，不对，是“我亲爱的弟弟……我把你安置在荷兰王位上，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一名忠诚的法国公民，可你采取的措施同我和法兰西对你期望的完全相反。……从你一意孤行的迷途上回转过来吧，做个诚心诚意的法国人！否则，你的百姓也将摈弃你，你将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而离开荷兰。”
在这封信中，拿破仑式“共和皇权”的关键问题被暴露出来——他的统治基于民意，但皇权却需要绝对的服从，那么被要求绝对服从的民意还是民意吗？这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悖论。
其实路易与拿破仑的争执中，还涉及到拿破仑称帝之后最大也最愚蠢的一个错误，那就是大陆封锁政策。
拿破仑的崛起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间点上，那就是英国正在爆发第一轮工业革命：1776年，瓦特改良出第一款实用蒸汽机，并向市场推广，人类工业进程的车轮开始隆隆启动。
工业化的本质，是用机器代替人手，提高生产效率，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天生对市场和原材料拥有庞大的需求。而欧陆作为离英国最近也最大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对正在“长身体”的英国当然至关重要。
也正因如此，英国才会对恐怖十年之后的督政府、以及拿破仑执政时代的法国依然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按照时任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在撕毁亚眠条约时的议会发言，拿破仑在法国扶持和鼓励其工业这件事本身，就是在“窒息我们的工业”。
在英法矛盾因为市场和原材料的争夺变得不可调和之后，称帝后的拿破仑认为自己有能力将小威廉·皮特所说的这种“窒息”搞的更加彻底一点，于是就有了大陆封锁政策。
所谓“大陆封锁”，简而言之，就是法国通过实现欧陆霸权、协商或者强迫其所有盟国和附庸都不与英国展开经贸往来。断绝英国所必须的市场和原材料，窒息英国的工业发展。当然拿破仑也没有愚蠢到认为已经对工业化食髓知味的欧陆可以回到前工业时代。他给出的方案是“进口替代”——也就是在法国大力扶持、发展本国工业，让法国的工厂接替英国去满足欧洲的商品需求。
而且实事求是的说，拿破仑对英国的诉求也不算过分，他在1812年远征俄罗斯时曾在书信中明确写道“最终，精疲力尽的英国将拱手投降，同意和欧洲大陆分享贸易的成果。”
换句话说，拿破仑并不是想要彻底窒息英国的工业化，你肯分我一杯羹，英法并肩站在产业链顶端一起发财，我就满足了。
这个计划看似有理有利有节，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贸易逻辑已经不同于之前的大航海时代，它遵循三个残酷的经济法则：
第一，有且只有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可以占据工业时代的产业主导地位。
第二，有且只有一种货币可以保持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
第三，所有工业时代的商贸参与者，都必须完全打开自己的市场，融入到统一的全球市场中，才能获取这场“饥饿游戏”的入场资格。
而如果你读过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你就会知道，亚当斯密早已预见了这些法则。
确切的讲，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正是因为读了亚当斯密的书，并以其为师，认识到了正在到来的时代的经济法则的残酷性，才坚定地执行了自由经济学说，力图让英国在这场残酷竞赛中先发一步以获得主导权。并在法国试图迎头赶上的时候，咬牙执行了绝不妥协、绝不“分享”的策略，以扼杀这个竞争对手。
小威廉皮特是睿智、残忍却又清醒的。
而拿破仑是不幸的，他年轻时代读了很多书，但唯独不理解亚当斯密。所以他错误的将目标定为了“与英国分享贸易（产业主导权）” 这个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愿景；并且更加错误的选择了封闭自身的市场，试图以进口替代迎头赶上英国。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因为拿破仑的士兵再能征善战，也无法与经济规律作战。
果然，在大陆封锁期间，掌握海权并因此掌握全球贸易的英国与困守大陆的法国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大陆封锁令的缔约国为了追求更廉价的商品进口与更昂贵的原材料出口，开始纷纷默许甚至支持走私贸易。而拿破仑为了维持大陆封锁体系，开始频繁的以利诱、以威胁、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耗的筋疲力尽，并败光了之前的“解放者”形象。
最终，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公开宣布撕毁与法国的《提尔西特合约》，退出大陆封锁政策，公开与英国恢复贸易。拿破仑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封锁之网，阻止其他国家效法，不得不远征俄罗斯，最终在寒冬中折戟沉沙。
而沙皇撕毁合约的原因，除了沙俄祖传的卖队友技能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无法忍受没有英国这个全球贸易引领者参与的环境了。
实际上，如果拿破仑没有称帝，他的这个错误本是有望得到及时纠正的。
因为法国当时也有自己的杰出经济学家。比如古典经济学派法国代表人物、《政治经济学》的作者，被李嘉图称为“（欧洲）大陆首先正确认识并运用斯密原理的人”的让·巴蒂斯特·萨伊。
萨伊本来是拿破仑的好友，拿破仑下达大陆封锁令时正受到拿破仑的重用，担任法兰西财政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听到皇帝在柏林下达的命令之后，立刻在《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上发表文章，反对拿破仑推动这条政策。认为此举“不是在窒息英国，而是让法兰西自己窒息自己”，想要在经济上与英国争衡，就必须坚持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政策。
可是，萨伊的这番谋国良言，换来的却是拿破仑的勃然大怒，拿破仑甚至不惜一改自己之前定下的出版宽松政策，下令《旬刊》停售，并将萨伊立刻解职，之后再也没有任用他。
这个曾经的萨伊好友之所以下达如此严酷的命令，其实也是其帝位使然——由于拿破仑是皇帝，就像他的征战不再能允许失败一样，“大陆封锁令”无论正确与否，从颁布那一刻起，就只能有执行这一条路。纠错的空间，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于是丧失纠错能力的策略、通往了耗尽国力的征途、而耗尽国力的征途则通往了俄罗斯的凛冬。法兰西帝国和他皇帝的荣光终于在这凛冬中灰飞烟灭了。
这就是拿破仑的失败之因——无论是大封元帅、封建亲戚、指挥失当还是大陆封锁，所有这些错误，其实最终通向一个罪魁，那就是他自己在加冕典礼上捡起并带上的那顶沉甸甸的皇冠。皇冠束缚了拿破仑、改变了拿破仑，让他从坚决化为了固执、从睿智变为了狭隘，从灵巧堕入了笨拙。
一切就宛如托尔金在《指环王》中的那个“一戒御众戒”的魔戒一样，在赋予持有者无上力量的同时，也给他们施加了最为致命的诅咒。
然而拿破仑留下的悖论也是深邃的，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在当时并不拥有分权与自治的传统，所以大革命之后出现一位强人去登顶称帝完成统合成为了一种必然。但这个必然也引发了必然的悲剧。
从这个角度来说，拿破仑甚至应当感谢威灵顿，感谢后者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他，让他不用顶着那顶其实无人可以承受其重的公民冠慢慢衰朽，而是留下了一个还算光辉和伟岸的身影，以让后世的欧洲人在他离开后的时代中去怀念和推崇。
也许正因如此，威灵顿才会说“胜利，那是除了失败最大的悲剧。”
威灵顿看到了他在用击败拿破仑成就拿破仑——那个巨人退场了，滑铁卢的鲜血洗去了皇权沾染在他战袍上的污渍，许多年之后，在压抑中爆发的人们，将只记住他高撑三色旗带领革命军冲锋的背影，而淡忘了他被猝然打断的朽败。
对拿破仑来说，失败，也许是比胜利更好的救赎。
啰嗦两句——如您所见，我不是“拿黑”，但也并非觉得拿破仑做什么都是对的“拿迷”，拿破仑这个人身上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决定了历史走向的人，你要黑也该黑到点子上。比如你可以批判拿破仑是个暴君，但他是怎样走向皇权之路的，他曾经有什么样的光辉之处，这种光辉又怎样在皇冠下消弭，他皇权的阴影又造成了什么样的苦难、并导致走向失败。这些你应该描绘清楚，才不失为一部名导拍出来的佳作。
可是像雷德利·斯科特的《拿破仑》，不仅叙事散乱，而且全程都是在“尬黑”，把一些拿破仑根本不具有性格、缺点强行安到这个人物身上。观众在这个电影中看不到半点真正有价值的对权力悲剧的批判，只能见到一个导演并不理解也不屑于理解的科西嘉怪胎。
人们也只看到了雷德利·斯科特对这段历史的无知、以及明明无知还要基于自己的白左价值观硬拧巴出来的高傲。
无知不是老雷的错，他还不愿读书、固执己见，这对于一个名导演来说，就不可饶恕了——其实他在犯和他所鄙视的拿破仑一模一样的错误。
当然，或许，在这个浮躁、讲究眼球经济、各方都急于抒发自己主观偏见的时代，一个题材噱头十足、观点哗众取宠、手法乱贴标签、结构碎如车祸现场、导演充满傲慢与偏见、内容混杂了大量血腥和情色的电影，可能确实比《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滑铁卢》那样正经片子更容易获得商业上的成功——甚至说不准，还会因符合“政治正确”获个奥斯卡奖。
如尼尔·波兹曼所言，这是《童年的消失》、这是《娱乐至死》。
但我想，真正肯于阅读、能够思考、愿意认真活着的人，值得在这肤浅的狂欢之后，得到更多的一点东西。
故仅以此文，以纪历史、以励未来，并向您还原我眼中真正的拿破仑，和那个风云激荡、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