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怀着“希望”前行

来源：文艺报

作者：董炳月

在鲁迅小说中，《故乡》无疑是影响非常广泛的一篇。它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小说塑造了闰土这一不朽的典型形象，表达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的悲悯与同情，包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故乡》提出的“希望”命题。小说结尾处那段名言，我们许多人大概都会背诵——“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为何会结束于对“希望”的阐述？细读小说，能够发现，“希望”是起因于“我”对两代人关系的思考。小说写道，“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就这样，“希望”出现在《故乡》的文脉之中。从“希望”与“我们的后辈”的关系来看，这里的“希望”与鲁迅五四时期的“幼者本位”伦理观有内在的相通。写《故乡》一年之前，鲁迅在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寄希望于幼者，呼吁“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在鲁迅的“希望”话语体系中，《故乡》的结尾其实是个划时代的起点。此后五年间，鲁迅在《呐喊·自序》（1922年）中，在散文诗《希望》《墓碣文》（1925年）中，多次阐发其“希望”观念，建构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希望”话语体系。

《故乡》中的“希望”是被置于纵向的时间之中叙述出来的。而《呐喊·自序》中的“希望”与此不同，与特定空间发生了关联。这个空间，就是具有国家、社会属性的“铁屋子”。夏夜，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鲁迅与《新青年》编者金心异（钱玄同）展开了对话。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金心异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种回答说服了鲁迅。鲁迅叙述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这里的“希望”，就是打破“铁屋子”、拯救濒死生命的理想。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以“救救孩子……”一语结尾的。这意味着它和《故乡》一样，“希望”也与幼者本位的思想保持着深层的关联。

散文诗《希望》写于1925年1月1日，是在写《故乡》的整整四年之后。鲁迅曾经说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而《野草》收录的这篇《希望》，可以说代表了鲁迅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希望”哲学，是鲁迅“希望”话语的制高点。与《故乡》《呐喊·自序》相比，《希望》中的“希望”话语有三个突出特征。其一，“希望”以阴暗的心境为背景。鲁迅在《希望》开头就说“我的心分外地（得）寂寞”“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在这种心境下，“希望”仅仅是发挥着工具的功能，而这工具却无效。“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其二，借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语言来表达。裴多菲的诗句和致朋友的信，都被鲁迅引用、阐发。其三，将“希望”置于与“绝望”的关系之中来认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鲁迅散文诗《希望》中，这句话出现了两次，而且整篇散文诗是用这句话结束的。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作为裴多菲的名言，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包含着鲁迅的认同与强调，已经变为鲁迅语言了。此语包含的修辞转换，略显晦涩，须结合裴多菲的原话来理解。此语出自裴多菲致朋友的信，原话是“绝望是那样地骗人，正如同希望一样。”所以，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绝望是虚妄的，正如同希望也是虚妄的。”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用此语否定了绝望，同时也否定了希望。那么，此时的鲁迅是绝望了呢？还是依然怀着希望？答案是后者。此时的“希望”已经不同于《故乡》和《呐喊·自序》中的“希望”，而是绝望于“希望”之后的希望。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大概就是“反抗绝望”或“背水一战”。鲁迅提倡的韧性战斗精神，正与这种“希望”观相表里。写《希望》约半年之后，鲁迅在散文诗《墓碣文》中再次确认了这种绝望式的“希望”，即所谓“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得救于这种“希望”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国民性认识的转变就是重要例证。众所周知，国民性批判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鲁迅前期思想中，“国民性”并非中性词，而是贬义词，特指“国民劣根性”，即杂文《论睁了眼看》（1925年）所谓的“瞒和骗”“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等。但是，晚年鲁迅是自信于中国人的自信力的。他在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被他誉为“中国的脊梁”。巧合的是，撰写此文的1934年9月25日，正是鲁迅54岁生日。

短篇小说《故乡》的故事结束于离乡的船上，而“希望”之路一直在鲁迅脚下延伸，并且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延伸……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