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张村、冠军一带是著名的老烟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卖烟所得是我们那里农家一年的主要经济来源。烤烟叶，是下烟苗、打烟芽、除烟虫以及刷烟（意为摘掉合适的烟叶）、织烟、上烟、出烟、捡烟、分级、卖烟一条龙工作的总称，也是最为乏味、最为痛苦、艰苦劳作、费力费神的农活之一，至今想来，还能咂摸出淡淡的苦涩和丝丝的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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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邓州种烟历史，颇为悠久。据1996年出版的《邓州市志》记载：明崇祯15年(1642年)，邓州由南方诸省引进烟叶，在冠军、梁庄和张村一带种植，作为吸食和观赏，后逐渐发展到文渠和湍河以西、厚坡以东，此可谓邓州种植烟草的最早记载。老家的烤烟大体分为两类：起初的品种为柳烟（又称柳子烟），到了光绪27年（1901年），因为学习湖北黄冈晒烟经验，部分改为摺烟（即后来非常著名的“邓片”，曾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三等奖和国家农商部一等奖）。建国以后，烟叶生产迅速发展。我们那里因为土壤结构好、种植历史长、烟叶质量佳，成为邓州三大种植区之一湍河沿岸烟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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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河南农村种烟叶，主要靠施加农家土粪，烟叶长势良好、叶片又黄又亮、一般有一人多高，烤出炉的烟叶品质好、等级高。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可以说是闻着烟叶的味道长大的，从长辈那里体验了种烟到烤烟的全过程，当然这里面包含着更多的劳累、苦痛：多少个早上父母把我们从梦中叫醒，极不请愿地趟着露水，到烟地里为烟草捉虫子；多少个炎炎盛夏硬着头皮在密不透风的烟地里逐棵逐棵地打烟芽子，为了保证主杆和主叶生长。每次几个小时下来熏得头晕脑胀，又黑又苦的烟油糊满了两只小手，不小心碰到嘴唇，一下子能够苦到心里，到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又累又重的活儿，要数刷烟、织烟和上烟、出烟。整个烟季，这样的机械劳作反复多遍。首先是刷烟。每一次，先把合适的叶片刷下来，加在胳肢窝，数量多了放到地上堆成堆，每一趟左右两边烟叶刷完，在长达半里地的两列烟的中间，堆起若干堆；每趟如此，直到把整个烟叶刷完，再一趟一趟地从地里搬出来，堆到地头停放的架子车上。第二项工作是织烟。也就是把烟片拉回家后卸到一个相对宽敞的场地，母亲、大哥、大姐就用准备好的将近两米长的竹竿，按照一左一右的方式，将烟叶用细麻绳织在上面，每一轮大概有一二十杆之多，往往顾不上吃饭、甚至熬夜干活。第三步是青烟叶织（系）完（好）后，装上车拉到生产队的炕烟炉（实际上是一个房子），一杆一杆的青烟叶被几个人传递送进炉内架子上摆好，中间留出合理空间，然后是用草垫子把门封上，由生产队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专有的炉道生火、填煤、烤烟，就像炼制仙丹一样谨慎小心，技术员中间几次要钻进房内查看温度、掌握火候。经过一定的时间，停火、开门，我们称之为出烟，也就是把烤好的烟叶一杆一杆地从架上取下来、送出炉，每一家都有人在外面依次接着，分头拉回家挑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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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捡烟、分级和卖烟。捡烟一般是在烟叶烤好出炉、按照相近原则和基本标准扎好把后，选择一个较大的场地进行。过去生产队时，我还记得是场边一个五间房里面、一屋子男男女女在忙乎；后来土地分到到各家独自进行时，则是在自家院子或者我家堂屋当间地上。
那时候母亲、大哥、大姐等齐上阵，我们打个下手，一级二级直到末级（当时大概分为12级，一般能有个别几斤二级或者三级就相当不错了，基本上都在四五六级甚至更低，有时候因为青烟叶质量和烤烟火候没掌握好，黑乎乎的一片，就基本上在最后两个级别，基本卖不上价钱）。各自一堆进行分类再码垛，整个房间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和喧哗的噪杂声，偶尔有人说笑，算是艰苦劳作的一种点缀；当然，如果哪一次烟叶质量不好、黑乎乎一片，靠前几级数量少卖不出价钱，空气也会相对沉闷一些。
最难的是装上架子车，母亲拉着步行六七里去张村街烟草公司卖烟（我那时小，但也陪同多次，主要负责看车等），一道走来又累又渴，嘴巴干的直冒烟，到地方后一看长长的队伍头都大了，但也只能耐着性子排队等候验级过称。等轮到时还要遭受白眼,有的烟草技术人员还会变着法压级压价，少不得又要理论半天，最终拿到有限的几个钱时天色已晚，着急忙慌地往家走，等吃上饭已经很晚很晚，每个人的身心都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所有这些，直到今天想来还是铭刻在心、无法忘却，成为痛苦、伤感和无奈的回忆，更是成为那个时候我或者我们坚决摆脱农村苦难生活原始的、巨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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