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的序言中提到这样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值得思考：
在文化趣味上，中国式的自信也正在复苏，国学和“中国风”重新复活，人们回顾更值得赞美的过去，并呼唤它的内在精神回归。
记得上学的时候，中国大地一直处于文化焦虑之中，到处鼓吹西方的思维方式比我们进步实在太多，记得高中有一道历史题，反省得有些矫枉过正，竟然提到书籍竖着书写方式意味着点头，自我肯定，缺乏否定性批判精神。西方的书籍都是横着印刷，随时提醒读者“No”。具体文字记不清了，但是扑面而来的无力感和绝望，犹在昨日。见识得多了，才知道这种说法多么荒谬，日本一直是中国极为尊崇的西化得最好的国家，他们的书籍还有很多是竖版印刷的。
甚至，方块字在西方的表音文字面前也矮人一头，在文化自卑的我们看来，象形表意的汉字也带着原罪。同学们中还流传着一种谣言，“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英语都说不好的他们，也不知道哪来的理论依据，名正言顺地鄙视中文，仿佛说中文的我们也低人一等。
现在回想，当时飘浮在空气中的自我否定皆源于自卑，自我反省和反思走向极端就是对自己全盘否定。时过境迁，看一众老外说地道的中文，满满的民族自豪感，张嘴便是“我大中华如何如何”。
改革开放进入不惑之年，汉字、汉语、国学不曾变化，在时间维度内看这段历史好像明白“时也，运也”的含义。时乖运蹇，拼尽全力也可能收效甚微，不顺遂的事情接踵而至；时来运转，什么都不做也能名利双收。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吴军在《见识》里提到的：
如果一个人能在成功时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感谢上天安排的命运，在厄运中泰然自若、看清自己，或许更容易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
既然我们认同了运气的重要性，也就不必对自己太苛求。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有好的方法、有持之以恒的努力，或许运气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了，运气依然没有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用约翰·肯尼迪的话安慰自己：“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稳得的报酬。”因为我能做的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随着读得书越来越多，越来越愿意和自己达成和解，勤于思考的自己每一天都在读书，尽量争取不那么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毕竟，“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稳得的报酬。”
《水大鱼大》一部商业史，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在商业社会的媒体人。
看再多的电影，我都不敢把媒体想象得太崇高，细想想“正义感”三个字本身就很可疑。但看《水大鱼大》我才明白，新闻报道有时可能得拿前途和未来冒险。换位思考，起码我不会去触那个霉头。
富士康的工厂一直是一个不允许外人进入的“禁区”，迄今没有一位新闻记者获准入内采访或拍摄。2006年6月，《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报道，首次披露该工厂普遍存在超时加班现象。富士康认为该报道未经调查核实就妄下结论，起诉报社编委翁宝和撰稿记者王佑，共计索赔名誉损失费3000万元，并申请冻结了两位媒体人的私人银行账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索赔金额最大的一起诉记者案。
记得以前看小沈阳的小品，他拉着一只小玩偶出来，声称是自己的白龙马，西天取经都靠它了。观众嬉笑过后，他解释道玩偶之所以小，是因为喝三鹿奶粉喝的。一笑一闹，事情就过去了。但是看《水大鱼大》才知道三鹿奶粉曝光的过程一波三折，无冕之王斗争权贵着实风险不小。
2007年12月，三鹿集团即接到家属投诉，宣称食用三鹿奶粉的婴儿患上了“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三鹿集团火速展开危机公关，多方斡旋，“摆平”此事。
在不久后，国家质检总局对婴儿奶粉产品质量进行专项抽查，在公布的国内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中，三鹿集团列于首位。
事件被曝光是在2008年的9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当天的头版头条发表记者简光洲的新闻稿《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将这一行业丑闻公之于世，并明确地点名三鹿。
如果没有人在做努力，世界可能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每一个社会事件爆发，背后可能都是一群人在努力。之所以没有感受到媒体人的魅力，是因为对他们不够了解。《信用诈欺师》里提到“从脏玻璃看出去，外面的景物也满是污垢”，以自己胆怯和犬儒去揣度他人，世界随处都是官商勾结，沆瀣一气。
了解得多了，才知道自己需要了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