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轼在定州操心弓箭社的时候，京城里终于不再阴晴不定了，新一轮的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这一篇，我们就说说苏轼受到的冲击。这场变故，牵扯到了苏轼的老朋友章惇。
既然是改革，就需要一个口号，新的年号首先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宋哲宗改元绍圣，“绍”的意思是继承，“圣”指的就是宋神宗。
绍圣时代还有一个政治口号，叫作绍述”。“绍”的意思还是继承，“述”的用法相当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意味着哲宗并不想别出心裁，而是要完全彻底地恢复宋神宗时代的改革路线。
站在哲宗的角度，就算不考虑他对祖母和元祐大臣的积怨，绍述神宗也有势在必行的道理。
当初王安石变法，虽然全国上下鸡飞狗跳，老百姓遭了不少罪，朝廷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财政收入。结果元祐更化，一切都改了回去。王安石想要解决的老问题自然还会反弹，财政收入自然很快就会入不敷出。
那么合理的政治平衡点是：只要老百姓不至于造反，财政收入就越多越好。何况皇帝年轻气盛，要做大事，而做大事总要花大钱的。
于是，蛰伏多年的新党人士纷纷涌进中央，以章惇为领袖。
同时，在元祐年间呼风唤雨的旧党精英迅速遭到放逐——这个群体，后来被称为“元祐党人”，苏轼就是元祐党人当中最惹眼的一个。
苏轼迅速受到降职，被贬到又远又小的英州，今天的广东英德。
在古代的地理格局上，南方以大庾岭为首的五岭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五岭以南称为岭南，被中原人士视为畏途。
苏轼拖家带口，从定州远赴英州，一路上连番接到最新指示，不但品级和待遇一降再降，安置地也从英州改到了更远的惠州。
苏轼在惠州住了三年，第四年再一次被贬，贬到了海南岛上。这里已经是天涯海角，贬无可贬了。
当时的海南岛是真正意义上的蛮荒之地，苏轼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
“这里没有肉吃，没有医药，连房子都没有，更没有朋友，冬天没有炭，夏天没有清凉的泉水，总而言之，要什么没什么，但这里也没有瘴气，这是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了。最近我和小儿子一起搭了几间茅屋住，勉强可以遮风避雨。我没钱雇人，幸好有十几个当地学生热心帮我盖房子，让我很是过意不去。”（《与程秀才三首》之一）
到底是谁把苏轼害得这么苦呢？人们相信新一代的新党领袖章惇就是幕后黑手。章惇在元祐年间被旧党整惨了，如今小人得志，自然要疯狂地打击报复。
章惇名列《宋史·奸臣传》，黑材料比比皆是。但问题是，在翻云覆雨的时代里，谁忠谁奸基本取决于谁笑到了最后，因为只有笑到最后的人，才能掌握决定性的话语权。
所以我们读历史，就必须有史源学的意识，认真辨析史料的来源。
比如，《明实录》貌似很有权威性，是明代历史的实录，但《明实录》里的王阳明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大奸贼，直到清朝人修《明史》，才算站在官方立场给他翻案。
孰是孰非，要看执笔的人生活在怎样的时代，有怎样的背景，怎样的价值观。
宋代党争，反反复复绵延到南宋，新党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章惇不但失去了最后翻案的机会，就连文集和辩护词也没能流传下来。
旧党因为痛恨章惇，还给他编了不少段子，这些段子又因为迎合了时代心理，所以被当成史料流传下来。
今天我们最容易确认的实情是，章惇很像是苏轼的镜像：
两个人年纪相当，性格相近，实干能力不相上下，科举和仕途的经历也高度相似，只不过因为苏轼属于旧党，章惇属于新党，所以两个人在仕途上的起落刚好相反，就像各自坐在跷跷板的一端。
他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互相开得起玩笑，在苏轼陷入乌台诗案的时候，章惇还很仗义地为他辩护过。这对好朋友之所以反目成仇，据说是因为苏轼的一首诗狠狠激怒了章惇。
那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做密州市长，章惇做湖州市长。章惇有诗寄给苏轼，苏轼写诗作答，我们只看苏轼写的第一首：
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如果从常规角度理解，这首诗明显是在恭维章惇。
章惇喜欢炼丹修道，他坐镇的湖州又是个山光水色的好去处，所以苏轼才在开头两句把章惇描写成海中仙山上的仙人，然后夸章惇各种厉害，最后说他虽然身为仙人，却为了报答君恩，不惜牺牲了修仙大业，很为国家社稷操劳。
我们很难想像章惇能从这些话里受到什么刺激，但是，南宋人王明清有一系列史料笔记，叫作《挥麈录》，其中讲出了一桩隐秘：原来章惇的父亲早年很不检点，和岳母通奸。岳母因奸成孕，生下了章惇，把这孩子放进一个盛了水的盒子里，封好，派人交给女婿。
所以，当章惇后来出守湖州，看到苏轼的诗句里有“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水云乡”，认为这是话里有话，讥讽自己的身世，从此就恨上了苏轼。
这件事相当耸人听闻，但问题是，如果这是真的，章惇后来就不会在乌台诗案里为苏轼辩护，更不会在苏轼被贬黄州之后还用心开导过他。
关于章惇，同样性质的段子还有很多。如果我们通通信以为真的话，那么章惇从一出生就头上长角，毕生的事业就是使坏害人，最后恶有恶报，遭人唾弃，死了也还要遗臭万年。
还有一点：苏轼虽然和章惇做过朋友，但他早就察觉了章惇的阴险狠毒。
人类心理的认知一致性在这里发挥着作用。
元祐党人以苏轼为旗帜，以章惇为魔鬼，所以很难接受苏轼和章惇的朋友关系。分裂的认知要想达成一致，就会遵循省力原则，而心理上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把苏轼想像成火眼金睛。
只是因为苏轼性情宽厚，才不介意和章惇玩在一起。
在各种笔记和正史的记载里，有的说苏轼和章惇从小就是莫逆之交，苏轼一早就说过章惇满肚子都是谋反家的事，还有的说两个人年轻时候结伴游山玩水，要在山寺寄宿，但这里有山魈作祟，谁都不敢落脚，只有章惇无所谓地住了进去，结果，反而是山魈吓得不敢出来。
还有的说两个人一同酒后骑马走山路，遇到老虎，苏轼想跑，章惇独自向前，突然拿出一面铜锣砸在石头上，把老虎吓跑了。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也是在他们结伴同游的时候发生的：前方有美景，但道路太危险，苏轼不敢走，章惇却用高难度的杂技动作走了一个来回，而且神色如常。
苏轼说：“你将来一定能杀人。”章惇问原因，苏轼答道：“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爱惜，更不可能爱惜别人的性命。”
第一件事肯定是虚构的，因为苏轼和章惇是在做官之后才相识并订交的。最后一件事确实能在苏轼和章惇的诗文里找到线索，但无非是说到苏轼不敢冒险就结束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人们痛恨章惇，说他是奸臣、小人，为什么编出来的全是上述这种段子，只丑化他的心肠和性格，而不说他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呢？
原因很简单：章惇的清廉有目共睹，说他贪污腐败没人会信。而这些偏重于刻画章惇性格的段子之所以能够流传，因为章惇确实就是这种性格。
章惇是一个强硬的鹰派人物，有主见，敢坚持，还敢打仗。
他不像很多墙头草式的新党人物，那些人投身新党只是为了政治投机。章惇是新党当中罕见的理想主义者，无论对于个人政见还是政治斗争都很敢坚持，倔强起来可以完全不顾官场规则。
通常中央官员受到弹劾，就该自己请求离职去做地方官，苏轼就是这样做的，这样才能给自己、给政治对手和皇帝都留足台阶，但章惇偏偏死硬到底，直到很没面子地被撤职，所以旧党格外恨他也是在情在理的。
元祐年间，旧党累死累活才搞掉章惇，出力最大的人就是苏辙。苏辙给章惇安的那些罪名虽然很不讲理，苏轼却没有为章惇说话。
章惇就这样被贬到汝州，结果祸不单行，在修道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手足麻痹。紧接着，苏轼给朝廷提交意见，认为不该用闲职安置一个叫沈起的人。
两件事貌似毫无瓜葛，但是，沈起属于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响应时代号召，积极对外作战的人，结果南征交趾，败得一塌糊涂。苏轼认为，这种人就该永不叙用。
单单批评沈起也就罢了，但苏轼举例还举到了章惇，说章惇当初力行王安石的鹰派政策，征讨五溪，因为战功受到重用，这才鼓励了沈起这些拿打仗做投机的人。现在只有对沈起永不叙用，才会让鹰派人士永远断绝希望，国家才能安定。（《缴进沈起词头状》）
鹰派人士都有谁呢？联系上文的话，章惇肯定算一个。
章惇会怎么想呢？平定五溪毕竟是他毕生都引以为傲的战功。
章惇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记恨苏轼。
更重要的是，到了哲宗亲政的绍圣时代，党争已经打过了一个来回，注定要升级了，而章惇作为新一代的新党领袖，对旧党只要稍稍心慈手软，就没法团结自己的队伍。所以对苏轼的严惩，在章惇而言也算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要看清苏轼与章惇关系的真相，宋朝人当然比我们更有条件。但是，当历史真相可以被还原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