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判断文化存亡的是人们的思想
网上有“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之说，究竟这句话出自哪里呢？作者认为可能是出自清初诗坛盟主之一的钱谦益（1582—1664），他是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探花（一甲三名进士），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明亡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为礼部侍郎。
钱谦益《后秋兴之十三》“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俺银轮哭桂花。”
这首诗反映了明末文人在神州陆沉，国土沦丧之际的切肤之痛和凄凉心境。而事实上不管是南宋被蒙古铁骑所灭，还是明朝被满族颠覆，国虽然亡了，当官的族群换人了，中国文化却一直都在传承，而且蒙古人和满族人最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融入了华夏族群。
真正能判断文化存亡的东西就是人们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说古埃及，古希腊和巴比伦灭亡了，是血统灭亡了么，肯定不是，侵略者本事再大也杀不光所有的古埃及，古希腊和古巴比伦人。之所说这些国家灭亡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没有了，他们的思想没有传承下来。
人们对北宋气学派思想家张载（1020—1077）张横渠最熟悉的恐怕就是“横渠四句”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万世开太平”，而事实上，张载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他在1076年成书的《正蒙》。《蒙》是《周易》的一个卦名，该卦彖辞中有“蒙以养正”语。蒙，即蒙昧未明：正，即订正。意即从蒙童起就应加以培养。张载说：“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书名由此而来。
张载著《正蒙》的主要目的，是用儒家学说批判佛、道思想，建立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他在《正蒙》中，以《易传》为根据，论证了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批判了佛教“以心法起灭天地”、“诬天地日月为幻妄”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宇宙观的高度揭示了佛教精神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实质。
张载《正蒙》一书为其晚年定论之作，完全彰显他的理论全貌。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船山（1619—1692）即著《张子正蒙注》，基本上完全继承并发展张载的气论哲学体系，船山学堪称中国儒学史上最后且最大之一家，其思辨力深隧，思想特色鲜明至极，他诠释全书，视《正蒙》为儒学立论养分之来源，可见该书在哲学理论建构上的深度与强度。
朱熹理气论阉割了国学的元气一元论
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提出了“理气论”的哲学本体论：“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朱熹的“理气论”直接否定了中国哲学的“元气一元论”。朱熹认为：“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
《韩非子・解老》云：“理者，成物之文也。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指的是道理、义理、事理、天理、条理等，用哲学语言来说，朱熹所说的“理”，指的就是宇宙秩序。朱熹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显然朱熹已经把“理”放在宇宙万物本原的位置上了，但朱熹所说的这个“理”显然并不是物质，朱熹所提出的“理本原”属于唯心论。
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作为诠释宇宙和生命终极问题的哲学命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回答从无到有和无中生有的问题。朱熹说——“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那么我们就可以质疑了——这个“理”是从何而来的？这个“理”又是什么？精神范畴的“理”又怎么能够生出物质范畴的气呢？
从伏羲氏在7000多年前一画开天、创立先天八卦开始，中国哲学就感悟到了源头处的智慧：宇宙的精神本原即朱熹所说的“理”——阴阳，与宇宙的物质本原元气，是在宇宙原点同时诞生的。精神范畴的阴阳依托于物质范畴的元气、由元气来承载才得以存在，是以，从宇宙原点开始就是“心物一元”、“理气一体”的格局。
庄子所说的“通天下一气耳！”——“心物一元”、“理气一体”的“元气一元论”，是中国哲学的纲领所在。朱熹用“理在气先”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来否定中国哲学物质与意识阴阳共体的元气一元论，朱熹显然没有感悟到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但源头处偏差一点可不是小事，真可谓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
朱熹认为“气有情、有状、有迹的”，所以朱熹就把“气”归为了形而下者。朱熹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一方面，气虽然有物质属性，具有一定的可感性，但气与五行元素——木、火、土、金、水——相比，其可感性比较差。气体是一种自然的材料，是一种确确实实存在着的物质，能在任何地方被找到。正是由于气的可感性比较差，气才能够进入宇宙万物当中，成为宇宙万物的本原物质。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气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易和变化过程当中，符合形而上者的条件。所以，气属于无形的、看不到的、隐性的、形而上的存在物，并非有形的、看得到的、显性的、形而下的存在物。
理气论致中国文化严重走偏
朱熹所说的“理”，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前470）所说的“逻各斯”，其所指（Signifie）的含义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朱熹所说的“理”指的是宇宙秩序。而老子所说的“道”，其能指（Signifiant）的范围极广，几乎涵盖整个中国文化的范畴。“道”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之中，其所指的意义就会不同。
比方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这里的“道”所指就是宇宙本原元气，“寂兮寥兮”就是在指元气的形而上的存在物的特性；说“道生一”，这里的“道”所指就是宇宙秩序阴阳；说“反者，道之动”，这里的“道”所指就是万物动因阴阳。
朱熹有“理气一体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如果“理气一体说”成立，“理气论”就是伪命题。宇宙的精神本原——“阴阳”，也就是朱熹所说的“理”，是与宇宙的物质本原元气，在宇宙原点同时诞生的。从逻辑上来说，精神范畴类的“理”，必需要寄托于物质范畴类的“气”，由“气”来承载，才可以存在，“理”是无法独自存在的。就源头处的智慧而言，元气是物质本原和精神本原合二为一阴阳共体的。元气与阴阳的逻辑关系是一对阴阳，而非第一位与第二位。
朱熹的“理”是事物的规律，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正因为朱熹对中国哲学本体论“元气一元论”的阉割，以及不在“道”上的“性善论”的人性论，才导致儒家伦理道德哲学在南宋以后的偏执，才导致程朱理学会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如此不在“道”上的理念和口号！
朱熹思想对南宋及之后元、明、清三代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800多年以来，朱熹思想一直是中国的官方哲学，也就是中国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朱熹阉割了国学的哪一部分，导致了南宋之后中国文化的严重走偏？
康熙皇帝（1654～1722）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朱熹本身是理学之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极大。作为自孔子和孟子之后的第三位圣人，朱熹”理气论”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哲学自南宋朱熹之后，也进入了哲学本原迷失的黑洞。幸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船夫，还有众多如李时珍（1518～1593）、张景岳（1563～1640）、徐大椿（1693～1771）等坚持“元气一元论”的医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