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阅读战线拉的够长的，之前因为心不静，切换了比较好读的几本书，就是不需要怎么动脑筋的那种，上周继续，越读越有趣味，与之前的几本书关于那段历史、那些人也都联系上了。阅读伊始，是想更多了解那段历史，认识那些人，读到最后，引发了感慨和思考，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年代，那些人，却能以健康乃至以生命为代价去坚持？不单单是成就个人风骨，也成就了“教育的黄金时代”，这是为什么呢？是我只看到塔尖了吗？
前天开始怀着敬畏之心打开《大学与大师--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传》，刚开篇，又被张伯苓感动到，一个北洋水师学堂的见习学生（毕业时已经因为甲午海战的失败没有一艘战舰可供实习）看到积贫积弱的现状而将人生规划转为教育，国民教育，这是一种怎样的视野和精神？
11月30日，面试结束。王董手里端着杯子出来，嘴里“这些小孩儿，好玩”，从他的表情里，我看出那些在就业难大势下的年轻人，在从上帝视角看他们的王董眼里的“好玩儿”意味着啥，他肯定是玩嗨了，在这之后，经“上帝之手拨弄”过的那些青年，是用“书生的意气与天真”，对抗“世事的诡谲与残酷”，还是逐风日卷，跪舔权势？更或者积压愤懑，放逐自己呢？这一天，我读到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
再看傅斯年“拔尖主义”的结果，梁思永的助理高去寻，在梁先生去世后，几乎全凭一己之力编撰了《侯家庄》系列发掘报告三十二年，发掘报告一本接一本出版，每一本都重达十几公斤。然而在每一本发掘报告的扉页上，他都写上“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如书所云“没有一个智者愿意重复别人走过的路，没有一个学者不在内心深处希望开创自己的时代，没有一个人甘愿放弃自己的年华去填补别人的遗憾。人生如寄，倏忽即逝，何况漫长的三十二年”，这又是怎样的精神和衣钵的传承？先生们的风骨高山仰止，先生们“拔尖”的眼光，也不仅仅限于专业潜力吧。
“果能以事理之真布之世人，开拓知识之领域，增加对于人文进化之理解，其影响纵属迟缓而间接，其功效有时乃极巨大。大学与大师相得益彰，在荒野，在人心，在千秋。
我们读书时，终究读的是什么？
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一代学人如梁启超、陈寅恪，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是奢望，然梁先生在给儿女的信中写道，“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由此可见，给自己力量、成全自己的，终究还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