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捐了一台婴儿监视器。这东西是我家小姑娘小时候用的，已经闲置好几年了，疫情之下居然会成为医用物资实在是没想到。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baby monitor（婴儿监视器）吗？”我问小姑娘。

“不记得，是什么？”

“是一个摄像头，以前你小时候放在你房间里的，这样你睡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就可以看得见。”

“我睡觉的时候你也睡着了，你就看不见。”

“有声音的，如果你醒了或者哭我们就能听见。不过你很少半夜里醒过来。”

“现在我不用了。”小姑娘说。

“早就不用了，所以我把它捐给医院了。”

“医院里的小baby吗？”她问。

“不是。现在因为这个病毒，有很多人住医院，医院把普通的病房改成了隔离病房，放一个这个监视器在里面，医生护士就可以看得见病人的情况。”我告诉她。

“那医生要是睡着了看不见呢？”

“医生不会睡着的，值班的医生护士需要一直看着那些病人，那些都是很严重的病人，随时可能变得更严重，所以一直需要有人看着他们。”

“有一些医生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另外一些医生白天不睡觉晚上睡觉吗？”她追问。

“是的，医生很辛苦的。”我说。

“呀，我不想当医生。”

“可是医生可以救人啊。”

“Rescue dog（救援犬）也可以救人。”小姑娘振振有词。

“那你也不能当rescue dog。”

“因为我不是一只狗。”

小姑娘想不想当医生是她长大以后的事情，不过要想在加拿大当一名医生可真不容易。首先，本科没有医学院，大学毕业以后才能考。要想考上医学院，本科四年的平均分要达到几乎满分，这还只是起步条件，这几年的形势，招100个人的医学院有1000多人报名，这1000多人每一个都是几乎满分的成绩。所以还需要在社会工作、课余活动等其他方面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还要在申请和面试的过程中拿得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向招生委员会说明自己对医学的热爱和服务社会的热情。考上以后，四年学习过程绝对比中国的高三学生艰苦多了，毕业后要通过资格考试还要找到教学医院接收才能开始做住院医生。当上住院医已经是二十好几了，如果本科毕业时考了几次才考上医学院那这时候已经快三十岁了，每天工作至少十几个小时，收入可能不比医院里的清洁工高多少。住院医至少四年，要想成为专科医生还得再加两三年，有的还得去研究机构做几年科研。当然，当上医生以后收入非常可观，但是当上医生并不是万事大吉，还有繁忙的工作和无休止的学习进修。能考得上医学院的人，如果干别的，只要肯付出读医科一半的辛苦，多半能赚更多钱。

在疫情当中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谭医生也是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成长起来的。Dr. Theresa Tam谭咏诗医生出生于香港，1989年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医学院，随后来到加拿大在阿尔伯塔大学医院做住院医，其后又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了几年科研，1999年正式成为一名儿科传染病医生。由于从事传染病防治和病毒研究，谭医生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就进入到加拿大公共卫生体系工作，在加拿大应对非典、H1N1流感和埃博拉疫情中都承担了领导工作，2017年被任命为第三任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说实话，这次疫情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加拿大还有公共卫生官这样一个官员，也没听说过这位华人移民政府高官，更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疫情伊始，谭医生不断出现在公众面前，最近一段时间更是每天面对媒体，说了很多话。

1月29日，谭医生说：“对于其他完全没有症状的人，现在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必须隔离他们。”“甚至有中度症状的人都不容易传播。”

2月3日，谭医生说：“当远离疫情中心时，任何更进一步的边境控制措施有效性都会大大减弱。”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全球爆发，谭医生说：“所有国家仍然可以做一系列事情来改变（疫情）发展情况......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在做这些事情。”

3月30日，谭医生说：“给一个没有症状的人戴上口罩没有好处。”

4月6日，谭医生说：“在难以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比如公共交通或者超市，即使没有症状，戴非医用口罩是你可以采取的保护你周围人的一个额外的措施。”

谭医生说过的话全都被媒体记录下来了。尤其口罩问题，出尔反尔般的变化十分为人诟病。我倒是觉得现在指责谭医生未必妥当，毕竟疫情发展的速度之快没有给专家留出太多学习的时间。而且，话说得多的人错也犯得多，这在哪儿都一样。在口罩问题上，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并不认为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口罩与疫情发展的相关性。同样在加拿大，同样接受不必戴口罩的建议，BC省的疫情控制就比安省魁省好很多，增长非常缓慢曲线几乎是平的。有人认为这是因为BC的华人比例高，华人普遍不听谭医生建议选择自主戴口罩。没错，BC华人华裔（这里面并不都是喜欢戴口罩的华人新移民）占总人口的11.8%，安省占6.4%，但是如果说华人喜欢戴口罩其他人听卫生官建议不戴，那么88.2%的人不戴和93.6%的人不戴能够造成疫情曲线的天壤之别吗？

我更感兴趣的是，除了在公众面前发布观点，这个首席公共卫生官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表面上看，在疫情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谭医生一直声称她的建议是与世界卫生组织一致的。于是有媒体责问，如果谭医生做的事情仅仅是跟随世卫组织，那加拿大的纳税人有什么必要养这样一个公仆呢？

研究了一下，首席公共卫生官这个职位的历史并不长，2004年才设立，是非典之后加强公共卫生戒备的举措之一。这个职位需要做什么工作呢？根据联邦政府官网2016年2月更新的网页介绍，平常这个职位有四项职责：向卫生部长提供咨询意见；与各政府、组织和其他国家在健康问题上开展合作（谭医生本人也在世界卫生组织多个委员会中担任国际专家）；提交年度公共卫生状况报告；就健康问题向公众和专业人士发表讲话。在紧急情况下，首席卫生官的职责包括：向卫生部长提供建议；与其他专家和官员合作向公众介绍如何保护自己；本人亲自在媒体上向公众提供公共卫生信息；指导专业医务人员、科学家、流行病专家计划和应对危机；每天召开电话会议跟联邦政府专家和科学家共享信息和制定应对疫情爆发的方案；与各省卫生官定期召开电话会议进行协调。从这个描述可以看出，这个职位主要起两个作用，一是联邦政府的专家顾问，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意见，二是协调各个机构之间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应对方案。

在疫情爆发之前，谭医生的工作旨在提升公共健康水平，她在2018年发布了6项工作重点：倡导正确使用抗生素减少耐药性风险；建设卫生环境减少健康水平不均衡的现象；青少年健康；减少血液传播疾病和性病；在高危人群中降低结核病风险；加强酒精、大麻等成瘾性物质对青少年健康影响的教育。

在疫情当中，谭医生每天生活在聚光灯下。有媒体统计过她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次数，发现从2020年1月到现在她没有休息过一天。今天，在媒体连续多日不断追问之后，谭医生公布了两个重要统计模型。一个是根据实际发病人数和住院人数建立的短期模型，用于预测未来一周可能需要的医疗资源。另一个模型是基于全球范围内获得的疫情知识，对远期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模型准不准不知道，谭医生也说了，任何模型都不是水晶球。毕竟，任何模型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的，而这些假设条件包括许多动态因素随时在发生变化。模型的作用也不是为了像赌球那样需要争取尽量准确地预测死亡人数，而是为公共政策提供参考、为医疗系统的准备工作提供参考。

正如前面所说，我们看到谭医生犯了很多错误，但我真不知道现在是否就能够对她的工作好坏进行评判。不过，我们至少知道，除了开新闻发布会，谭医生还有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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