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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最盼的是过年，长大了最盼的还是过年，不管身在何处，一旦进了腊月，心里的那份期待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让人焦虑不安，那一刻唯有家乡的一口猪肉，一口大馍馍，一声炮响，一注头香，一场拥挤的赶集，一次真诚的跪拜，一场盛大的初行才能平息血液里的躁动，星河流转，时代变迁，但这些传统却不曾改变，一辈一辈传承到了今天。

一、杀年猪

黄土高原的寒冷总是来得很突兀，刚交上腊月，地就上冻了，此时阳光和谐温暖，不管是人，还是过年猪都很喜欢。

冬季里白天的时光总是很短，短得连一日三餐都觉得很仓促，刚吃完一顿，感觉啥都没干下一顿又来了，对农闲时节的农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浪费，所以一日三餐自然变成了一日两餐。

早饭一般在十点左右，那时阳光正好，地上的霜已经散去。饭后的人们三三两两地靠着墙，向阳而坐，抽着旱烟，谝着一年的光景，畅想着来年的收成，当然也会谝过年猪，谁家的猪肥，谁家的猪瘦，是过年前他们最关注的话题。而那时过年猪正懒洋洋地躺在土坑里和他们一样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只是猪不知道，它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

过年猪顾名思义就是为过年准备的猪。不管家里光阴如何，猪必须得养一头，只是肥瘦不同而已。猪肉是一家人一年的肉食来源，骨头过年吃，剩下的做成腌缸肉，断断续续能吃到下次杀猪前。很多城里人都说那样的肉没有新鲜肉好吃，可农村人就是喜欢那样的味道，要解馋还得是腌缸肉。

小时候村里人常养的是一种通体黑色，嘴巴很短的猪，叫做虎头猪，这种猪生长较慢，乡亲们为了让它长大，常在前一年就开始饲养，周期变长了自然就能长出更多的肉，这种养法叫隔年猪，相对应的就叫当年猪。

父亲去世那几年，家里总是养不了隔年猪，总会因各种不知名的原因中断，隔年猪养着养着就变成了当年猪，小得都不忍心杀，拿大哥的话说就是还没他的捶头大，但又不得不杀，不可能让一家人干巴巴的过年。

剃完骨头剩下做腌缸肉的部分屈指可数，常常连二目缸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所以为了保证能吃到下一年杀猪前，吃肉的周期也就长了很多，而且每次都是配菜。记得每次吃肉的时候，母亲总会提前把我叫到厨房里，给我嘴里塞上一块瘦肉，吃饭的时候又会把她碗里的肉全部夹到我的碗里，那是作为家里老末的特权。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挑食，只要稍微带点肉都吃得津津有味，常常不声不响几大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里有人开始养一种通体白色的猪，嘴巴很长，被形象地称之为长白猪。长白猪不同于虎头猪，生长周期很短，当年猪就能长得很大，至此家里的二目缸终于可以装满了，吃肉也就成了一件稀疏平常的事。

过年猪的养法也很特别，刚开始的时候一般都是干草料加点麦麸，这些也就是所谓的粗食，粗食就是为了吊着它的命，吊着它长大。夏天里绿色植物充盈，苜蓿、各种菜叶都是喂猪的好材料，母亲下地回来篮子总是装得满满，圈里的猪听见母亲的声音便叫个不停，只有那些青草才能安抚它们，必须趁着食物充足的时候赶快长大。

过了八月十五，各种秋田已丰收，猪能吃的东西也就多了起来，猪食渐渐地由粗变细，吊了大半年的猪在这段日子开始迅速生长。十一月至关重要，是猪增肥的关键期，隔几天家里就会煮上一大锅洋芋，趁着冒热气的时候装进编织袋，然后用脚踩成洋芋泥装进大缸里，每次喂猪时挖上一大碗，再加上玉米面，麦麸，就是猪最好的细饲料，猪迎来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也是生命最后的时刻。

腊八刚过，杀猪的事就被提上日程，但村里的杀屠就一个，每家还得排队，不过总共也就十来户人家，等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当然也有等不及的，胆子大点的就自己动手了。记得村里就有这么一个人，有一年自己杀猪，猪半天都不咽气，最后只能求助杀屠，最后这件事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每年杀猪的时候都会被重新谈起，几经演绎，版本众多，成了村里人快乐的源泉。

那几年村里连个铁桶都没有，只能在上冻的地上挖个长方形的坑，铺上塑料薄膜，做成一个烫猪用的简单容器。猪这一辈子都在烂泥坑里呆着，只有生命终结了才能享受一次热水浴。

记得每次杀猪的日子，大哥都是早早起来挑水，直到家里和邻居家的四口大锅都装满水，那个时候邀请杀猪的人才晃晃悠悠地聚到家里。我用土篮子将柴草不断送到厨房，水在柴火的炙烤下慢慢沸腾起来，这时母亲便走出厨房说，水开了，可以杀了！

大哥率先跳进猪圈，慢慢把猪赶到圈门，此时外面的人一把拽住耳朵，猪发出一声声地惨叫。随即七八个人连拉带拽把猪拖到早已准备好的门板上，猪被死死地摁着，没有任何反抗机会，惨烈的哀嚎声弥漫着整个村庄，以此宣告着最后的倔强。当嘴巴被杀屠用绳子绑上时，哀嚎声随即变成一串串闷哼，就在那一刻，杀屠的刀轻易地刺穿了它的身体，汩汩的鲜血喷涌而出。

这样的场景过于惨烈，小时候是不敢看的，每当猪被摁在案板上后我就躲进屋里，直到听不见叫声才敢跑出来。等大了点的时候，大哥就让我帮着摁猪，每次我都在最后面拽着猪尾巴。再后来大哥让我端着盆接猪血，我便从头到尾目睹了猪生命消逝的全过程。能明显感觉到它的身体渐渐松弛下来，哼哼声越来越小，直到没了任何声息，这个时候杀屠还要“点心”，也就是让刀尖触及心脏，让它彻底失去活过来的可能。

猪躺在地上像一堆烂泥，这时候孩子们迅速冲上去，只为抢上几撮猪鬃，猪毛的归属不用争执，谁家的猪就是谁家的，但猪鬃不一样，谁拔的就是谁的，所以抢猪鬃就显得异常激烈，比起大人孩子们则显得力不从心，手常被勒出一道道血痕。大人拔的最后都会分给自家的孩子，大哥从来都不屑这样的事，所以我的收获自然有限，不过最后看着一点收获还是很开心，瞬间忘记了手的疼痛。也有动歪脑筋的人家，杀猪前剃掉了猪鬃，乡亲们没了抢猪鬃的乐趣，埋怨着这家人的小气，不过他们也吃了一年带毛的猪肉，算是一个小小的惩罚。

抢完猪鬃，猪被拖到坑里，一桶桶开水倒进去，随即一股特殊的气味弥漫开来，瞬间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猪在乡亲们的棍子下不停地翻滚着，直到每个部位充分浸透，真是应了那句死猪不怕开水烫。杀屠时时查看着猪的成色，直到随手一抹大片的猪毛轻易脱落，便喊一嗓子好了，猪再次被拖上了门板。

乡亲们将黄土均匀地撒在猪身上，随后给它来了个全身按摩。大家手法各异，有的用拳头，有的用手掌，不停地搓，不停地揉，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褪光所有的猪毛。而我一直守在跟前，仔细分拣着土里的猪毛，生怕浪费一点点，因为那是年前赶集时我唯一能卖的东西，是过年的炮和扑克最主要的指望。

褪了毛的猪沾满泥土，一副黑不溜秋得的样子，很难跟可口的猪肉联想到一起，此时就需要一遍遍的冲洗。乡亲们拿着瓦块刮掉所有的污垢，直到猪变得白白净净，此时有人联想到了丰满圆润的胴体，肆意地开着玩笑，猪便在众人的哄笑中上了架。

终于轮到杀屠大显身手的时候，他熟练地开膛破肚，掏了内脏，撕了板油，卸了肉，拆了骨，一头完整的猪不一会儿就被肢解得四分五裂。记忆最深的有两样东西，一是猪肛门，听说是一味中药，具体能治啥不得而知，总会被挂起来。还有一个是猪尿脬，那是一种玩具，能治童年的孤独。

猪尿脬刚取下来，孩子们便冲了过去，抢到手后扔到黄土里，用脚不停地揉搓，这是关键的一步，决定它膨胀的极限。最后充满气的猪尿脬跟足球一般大小，常常看到七八个孩子追着一个猪尿脬抢来抢去，没人顾及冬日的寒冷，各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直到锅里的肉香飘进鼻子，孩子们才会想起还有一碗香喷喷的杀猪菜。

杀猪都是乡里乡亲之间的帮忙，无须特定的报酬，伺候一顿吃食便足够，这就是所谓的杀猪菜。吃杀猪菜的时候每家都会邀请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会互相端上一碗杀猪菜，所以不管大人小孩，第一时间都能尝到新肉的味道，这是村里亘古不变的传统。杀猪菜以前都是肥肉、内脏加上萝卜等蔬菜做的大锅菜，并不上猪骨头。母亲说还是父亲开了我们村杀猪吃骨头的先河，有一年家里杀了两头猪，父亲说，骨头多着了，给乡亲们煮上解个馋，从此便被作为新的传统保留下来，从那时候起，只有新堡子的人才会给杀猪的人吃猪骨头。

不管谁家杀猪，最快乐的都是孩子，也只有孩子可以任性地混吃混喝，一旦闻见肉香，孩子们都挤在人家的院子里，双腿被牢牢地拴住，谁都不愿离去。突然我瞧见了大哥的眼神，无须多余的解释便默默退出人群，一个人朝家的方向走去。一阵凉风吹过，我感觉到了天气的寒冷，但依旧固执而倔强地挺着身躯，直到爬上自家的热炕，心里才会觉得温暖和安心，那便是母亲和大哥给我的教诲，小时候不太理解，长大了才慢慢有所悟，吃人家的东西难免会看脸色，即便没有脸色心里也会生出轻视，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高傲的活着，与坚持的信条相比，一切都可以舍弃，包括对肉的冲动。自家杀猪的时候心里便没了这样的顾虑，感觉会畅快很多。我总是眼巴巴地盯着厨房门，时不时吞咽着口水，直到母亲走出来给我一块刚出锅的猪肝，那一刻才算是满足了对过年猪所有的期待。

至此，过年猪的一生终于画上了句号，而乡亲们过年的乐趣才刚刚开始。

二、赶年集

吃上了过年的猪肉，乡亲们的肉体和心灵得到了双重的慰藉，一个个满面红光，特别是孩子，嘴巴周围常留着一个个油圈圈，胸前的衣服满是油点点，大人看着忍不住逗上一两句，红子，今天又吃肉了么？还有么？我也去吃点？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你们家也杀了，吃你们家的去！倒不是因为小气，只是不屑于这样无聊的玩笑，我都长大了，自己能去赶集了，还拿我当小孩呢？

那时候村里人赶集的地方有两处，一处离家大概20里的路程，每逢双日逢集，是方圆数十里最繁华的市集，可是家里的二八大杠就一辆，孩子们自然没有机会骑，走路腿又不堪重负，所以去得自然就少。

赶集的另一个地方便是三合，离家不到5里的路程，小学、中学都在那，孩子们一年要走上数百次，早已轻车熟路，即便家长不让去，也已经挡不下孩子的脚步，年集就像即将破土而出的新芽，一直撩拨着孩子的心灵，就像我们长大后的远行一样，对未知的向往总会催生前行的脚步。

三合是三道岔的交汇点，更像是一个丁字路口，所有门面房、学校、卫生院、养路队等机构分布在马路两旁，三个方向加起来总长度不足50米，不过就这短短的50米却是三道岔里20多个村庄政治、教育、文化的中心，大人们在这里了解国家政策，传递信息，补充生活物资，孩子们在这里接受教育，增长知识，描绘未来。

三合每逢三六九逢集，平日里冷冷清清，和其他丁字路口并无两样，可一旦到逢集的日子，街道便被分割成几个区域，每个区域内挤满了小摊位，本来就不宽敞的街道更加得狭窄，但并不影响人的通行，彼时的人们赶集都是匆匆来，买完所需的东西匆匆回，家里的农活容不得他们谝家常，直到进入腊月，集市才会慢慢地拥挤起来。

我的年集是从期待一套新衣服开始。那时候没有成衣店，基本都是量体裁衣，母亲为了节省成本，扯上几尺布，照着家里的衣服样式自己剪裁，自己缝制，不过比起裁缝店做的，样式款式都要差一些。在土里打滚的那些日子，新衣服旧衣服没啥区别，不管出门时穿的啥，回来都是一身土，那是童年的颜色。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了爱美的心思，突然在意起了自己的穿着，母亲的手艺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那个时候就只能去裁缝店定制。人们常说当一个人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表时，一定是恋爱了，不知道那时候我的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了心仪的姑娘。

小小的集市上分布着五六家裁缝店，单从数量上就能看出火爆程度，所以那几年学裁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家里情况好点的送孩子学个裁缝，学成以后开个裁缝店，此生就算有了着落。不过和所有的职业一样，裁缝也需要悟性，做得好的门庭若市，做得不好的冷冷清清，但进入腊月，穿新衣的迫切愿望已经超过了人们对样式款式的要求，每家裁缝店都挤得满满的。

那些日子里常常念着母亲何时带我去做衣服，等待的感觉不亚于对过年猪的渴望，每天都会忍不住问上好几遍，母亲总会说明天就去，可明天到来时又是下一个明天，心里便有了埋怨，孩子总是这么理直气壮，也只有孩子可以这么无畏地索取，全然不顾大人的难处。长大以后每次过年给母亲填两件新衣，母亲总会说穿不了，白白花了钱，这和小时候的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管日子多难，母亲还是会让孩子穿上新衣。赶集的日子，我的腿就像装着马达，一路上蹦蹦跳跳，蹬着“三轮”唱着歌，总是把母亲远远甩在身后，时不时催促着母亲快点走，那一刻我是快乐的，母亲也是快乐的，因为我的快乐就是她的快乐。

每次量尺寸母亲总让放大点，想着那样就能多穿两年，可那几年我就像雨后的春笋，总是不经意间冒高一大截，一年时间九分裤就变成七分裤。其实就算长得慢母亲的愿望也会落空，因为一年后面对的不仅仅是长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衣服好些地方都磨破了。

想想现在要穿破一件衣服是何等困难，但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衣服为啥那么不经穿，一年的时光磨破了许多地方。破了的衣服要么打上补丁继续穿，要么变成母亲做鞋子的材料，总之没有一点可浪费的布料。大人没有小孩长高的烦恼，做一套衣服能穿好几年，只有赶集，走亲戚等重要的时节才穿新衣服，平时都是打满补丁的旧衣服，那样的衣服放到现在绝对能引领时尚的潮流。

过年的新衣有了着落后，心里只剩下过年的炮了，这些全仰仗着猪毛。那时候也有上门收购猪毛的，但价格比较低，一般都舍不得卖，必须赶在逢集时去碰碰运气，哪怕多卖一毛钱，意味着自己可支配的部分又多了一点，心里会得意很久。

小时候的炮仗大多是私人制作，废旧的书纸卷成粗细不同的纸筒，填充上炸药就可以了，安全系数较低，但比正轨厂家的价格便宜，响声大，所以孩子们更喜欢。不过既然是私人制作，效果必定不同，所以现场展示成了最主要的营销手段。炮摊上时不时响起阵阵炮声，常惊了那些专心购买的人们，引来一声声埋怨。

我和伙伴们来回穿梭在每一个摊位上，问了数遍，价格已经了然于胸，但每次都装得跟第一次一样，希望在讨价还价中占得一点便宜，不过很少如愿，孩子们等不到最后一刻，因为腊月二十三灶王爷回娘家时必须得有炮声，那是过年开始的象征。

腊月二十三以后，赶集已经变得异常拥挤，人挨着人，人挤着人，寸步难行，大人嘴里常说着挤死了，可还是忍不住前行的脚步。孩子们则利用身材娇小的优势穿梭其中，玩得不亦乐乎。

大人偶然也会给孩子任务，请两张门神，揭几张纸，买个拓纸的颜料，有时也会帮大人拎拎东西，这种状况一直会持续到最后一集。

最后一集俗称抢集，那时已是除夕，忙碌了一年的商人也得留出半天时间准备过年，更重要的是很多过年的风俗在除夕下午已经开始，所以抢集只上午半天时间，人们紧盯着降价的年货，采购热情在那一刻达到高潮，经常全家出动，拉上架子车满载而归，至此赶年集落下帷幕。

腊月里的赶集是乡亲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不管光阴如何，一旦到了集市都会忘记年好过日子难过的训诫，不再吝惜钱财，不再算计日常，该买的一样都不会落下。老回回常说老汉汉吃了过年猪后猪油蒙了心，买起东西来跟疯了一样，我想那就是对这种态度最好的诠释。

腊月里的赶集有时并不是真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仪式，就为体验那种拥挤的快乐，人推人，人搡人，身不由己地推着前行，在50米长的街道上来来回回，那一刻全身放松，随波逐流，这种快乐与购买能力无关。

小时候赶集是一种物质需要，盼了一年的新衣服，心心念念的炮仗，挤来挤去也就那点过年的快乐。

长大了赶集是一种重逢，一种聚会，总能碰见一些故人，常常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聊着现在，怀念着过去，那一刻都忘记了为生活打拼的心酸。

现在赶集是一种怀念，只为在拥挤中唤醒消逝的记忆，用过去的时光温热心灵。

三、盘年货

临近过年的几天，乡亲们不仅要忙着赶集，还要准备过年期间的吃食，俗称盘年货。

在老家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正月里厨房不宜大动烟火，所以一般要提前准备好初一到十五全家人主要的吃食，焯萝卜菜，做粉条，蒸馒头，炸油饼，每一样都得耗上精力和时间。

村里的男人几乎都不上锅台，所以盘年货的重任一般都落在女人身上。那些日子里女人异常忙碌，如果男人还在悠闲地晒暖暖，必将招来女人的白眼。

吃过早饭已是日上三竿，男人们匆匆拿起家里的斧头，锯子，将两膀子力气全使在枯树枯枝上，他们要趁着不赶集的日子置办好家里的柴火。

柴火不只是用来烧锅，更是寒冬里取暖的主要燃料。那时候除了烧热的土炕，炉子是取暖的主要设备，但燃料弥足珍贵，一入冬每家每户最先计划的就是拉炭。

煤炭价格比较贵，对普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现在早已忘了当年采购的具体斤数，只记得每年都是一架子车，拉回家堆起来后用旧棉被盖上，等到最冷的三九天才开始使用。

不过也有价格相对低点的替代品，就是碎炭渣子，老家叫做煤灰，每年也会采购，只是需要进一步加工，常拌上黄土、干草和成泥状，然后均匀地摊在地上分割成一块一块，晾干后就成了一个个煤块。

后来才知道有蜂窝煤这种东西，煤块的制作工艺跟它相似，但热值远远不够。有时候为了获得更多煤块，黄土添加太多，煤块的颜色变成了淡灰色，点都点不着，但又不能扔掉，只能将煤块重新敲碎，加入更多的煤灰后重新走一遍流程。为了避免这样的返工，家里打煤块时总会找经验丰富的人帮忙，无须特别的报酬，管顿饭就已足够。

那时炭和煤块相当于奢侈品，柴才是大众商品，不过劈柴是个力气活，孩子们只能捡捡风刮下来的枯树枝，粗壮的树干只能留给大人，树干在一次次地劈砍中变成粗细均匀且能塞进炉子的小木头，最后再整齐地码成垛，此时过年的柴火算是准备停当。

以前的日子都是板着手指头过，这些都是父辈们传承下来的经验，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将家里的吃喝用度安排得妥妥当当。即便是物质丰盈的现在，他们依旧保持着勤俭持家的习惯，常对大手大脚的我们絮絮叨叨，见不得半点浪费，容不得一丝挥霍。

有了充足的柴火，盘年货正式提上日程，第一样便是焯萝卜菜。萝卜、洋芋和包菜是仅有的能存到冬季的蔬菜，除此之外，冬日里的蔬菜就只有腌在缸里的咸菜和酸菜了。那时候家家都有一个洋芋窖，这些东西就存放在里边，窖口常封着厚厚的麦草防止受冻损坏。

窖口一般比较小，所以掏萝卜，掏洋芋的事常常落在孩子身上。小时候的我比较胆小，每次都是硬着头皮钻进去，倒不是因为幽闭恐惧症，主要还是怕虫子。

窖里比较暖和，是很多虫子过冬的最佳居所，其中就有我最害怕的虫子，那是一种浑身黑色的甲壳虫，老家叫做雨包虫，三角形的脑袋，三角形的身体，屁股上有个尖尖的凸起，在别人眼中和屎壳郎没啥区别，但我总感觉它有一种恐怖的气息，后来当我看了女巫的形象后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雨包虫还有一项特殊技能，那就是预测天气。当拿棍子轻轻碰触它的身体时，屁股便会朝天撅起来，屁股上的凸起就像一根天线，像是正在接收来自天上的消息，只见它的屁股慢慢变湿，村里的老人常根据湿的情况判断是否下雨，但真实性不得而知。

如果仅是这样也就不足为惧，雨包虫屁股变湿的同时会放出一种特殊的气体，瞬间会引起五脏六腑地翻腾，每次看见它崛起屁股，我都会捏着鼻子逃跑，确认安全了才敢呼吸，这才是我害怕的关键。

掏萝卜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刺激到它，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每次遇见还是会忍不住地哆嗦，并伴着一身鸡皮疙瘩。

秋季埋进去的萝卜又见了天日，洗干净后切成2公分的菱形片或5公分左右的丝，捂到大铁锅里煮上一个小时，出锅后捏成一个个直径10公分左右的圆球，吃的时候取上一个就可以了。压根不用担心变质发霉，因为农村的冬季气温要低很多，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天然大冰箱，能存得住任何食物。

洋芋是家里最主要的辅食，日常吃饭顿顿离不开，因此也衍生出了众多吃法，但唯独没有炸薯条和炸土豆片，在城里最流行的两大吃法在农村却闻所未闻，差距一目了然。我想这主要归咎于两个方面，一时食用油得珍贵，二是洋芋这样的大众食材完全没有油炸的必要，对于旨在吃饱肚子的乡亲来说就是一种浪费。

其实做粉条也很费洋芋，但乡亲们从不吝啬，只为那一口香喷喷的猪肉萝卜粉条子。把洗净的洋芋磨成碎末，经过反复地淘洗过滤实现淀粉的分离，剩下的洋芋渣已经没有营养，只能成为喂猪的饲料。

下粉条经常是几家人约在一起，这是繁琐的工艺和加工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洋芋配菜之王的地位，用来做粉条的部分毕竟有限，只有几家合在一起才能满足流水加工的需求，其次就是它繁琐的工艺过程。

具体有多少道工序不得而知，只记得下粉条的日子厨房挤满了人，院子里摆满了盆，每个人分工明确，进进出出间淀粉变成了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粉条，一排排挂在院子里极为壮观，到现在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比喻词来形容，天宫里的帘幕，飞流直下的瀑布都不足以形容它在我的世界里的美丽。

粉条出锅的时候，孩子们无疑是最快乐的，趁大人不注意捞起一根塞到嘴里，经常一头进了肚子，一头还拖在盆里。挂起来的吃着更方便，不用手抓直接上嘴，那时候没有味道便是最特别的味道，至今让人念念不忘。

挂起来的粉条很快上冻，等到阴干后才装进编织袋收起来，直到和水相逢后再次被端上餐桌，那时已是另一种味道了。

第三样准备的就是大馒头。村里的馒头比外面的大很多，俗称大馒头或大馍馍。大馍馍不仅是一种吃食，更是一种文化，在许多重要的风俗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大馒头一般十个一副，一门亲事的成功最少需要三副大馍馍，挂锁(定亲)、清礼(结清彩礼)、提话(通知女方结婚)的时候，不管家境如何，男方的礼品中必须得有一副大馍馍。其次就是烧纸的时候，姑舅，上姑舅都得备上一副大馍馍，那是身份与亲疏程度的象征。即便是生活条件大大改善的今天，依旧延续着这种风俗，大馍馍的文化价值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它的价格。

大馍馍也是过年招待客人的必须品，但对我来说，它仅是猪肉萝卜粉条子的最佳拍档，吃的需要永远都排在第一位，不过蒸大馍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发面，家里大点的盆都会派上用场，为了预留发面的空间，盆一般只装一半，用塑料薄膜包严实放在热炕上，再用被子捂一晚上，当面完全装满盆时发面过程就算完成了。

蒸馒头时候，邻居家的女人都会过来帮忙。揉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放一遍灰水(小苏打)揉一遍，然后揪上一小块直接扔到柴火上，烤熟的面团在女人们手里传递着，她们仔细辨别着灰水的成色，一个个异常谨慎，直到达到满意的效果。

后面的事就变得简单多了，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一个个圆圆的馒头被放进大笼屉。平时蒸馒头的时候母亲都会喊我烧锅，但这个时候都是她亲自上，过年的馒头必须保证火候，那是我不具备的经验。

蒸好后一个个大笼屉并排摆在院子里，冒着一团团白雾，女人们第一时间给白花花的馒头点上红色的印记，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这时候男人们也会凑上来，情不自禁地送上几句赞美之词。

终于等到最后一样吃食登场了，那就是油饼。小时候家里吃油饼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在重大节日里才会炸油饼，主要还是因为油得稀缺。

那时候村里人吃的都是胡麻油，胡麻的产量比较低，大部分的地都要种小麦土豆，毕竟那才是解决温饱的主要口粮，留给胡麻的地自然不多，遇到不好的年成就更加惨淡，所以家家户户对胡麻油食用都很节省，平时炒菜做饭大多以猪油为主。

只是过年的油饼必不可少，因为那是生活的一种仪式。有时候胡麻油不够，母亲也会兑点猪油，炸出来的油饼虽然比不上纯胡麻油的醇香酥软，但依旧能满足我对过年的期待。

炸油饼和蒸馒头对面的处理大同小异，只是最后烹饪过程不同，蒸馒头需要热热闹闹，炸油饼则需要安安静静。

炸油饼的时候母亲常不允许我进厨房，说是会惊到锅里的油，一旦受惊油容易上山，油没了自然就吃不到油饼，我只能暂时摁下心里的冲动，悄悄待在房间里耐心地等待。

从那时候起，油上山一直是我最大的疑问，直到后来围着锅台转的时候才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炸油饼油温控制至关重要，柴火灶全凭个人经验，如果有人经常进进出出，难免会分散烧锅的注意力，火过大油蒸发得快，损耗自然多，我想这可能才是油上山最贴切的真相。

不过也正是因为油上山，对油饼才会更加着迷，焦急地等待赋予了油饼不一样的香味，溢散在我的童年里久久不愿离去。

至此盘年货彻底结束，一把萝卜菜，一串粉条，一个大馒头，一个油饼静静等待着一场热闹的邂逅。

四、祭先人

团圆是过年永恒的主题，不单是活人的团圆，更是逝去先人的团圆。

每到除夕，乡亲们都会把祖先接回家一起享受过年的快乐，这种风俗在农村叫“坐纸”。坐纸有新老之分，家里三年之内有新亡人叫新纸，这三年内坐纸一般都在这一家，若是没有新亡人，坐纸便在家门里轮换。那是过年最重要也是最神圣的仪式，在我的印象中，这种仪式每年都是在一碗搅团后开始。

搅团是常见的农家饭，一般用杂粮面制作，过程也很简单，在滚烫的开水中一边加入面粉一边用擀面杖沿着一个方向不停搅动，直到达到所需的粘稠度。搅搅团是个力气活，女人们常常显得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就轮到男人登场，结实粗壮的胳膊把搅团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做出来的搅团筋道弹牙。

以前家里的吃法就一种，将搅团盛到碗里用勺子背面轻轻地压出一个窝窝，里边放上咸菜、酸菜及浆水，再加上一勺蒜泥便可上桌。母亲最喜欢吃搅团，而我刚好相反，平日里总是百般阻拦，所以吃的次数并不多，有时偶然吃一次，母亲也会给我开小灶。

但三十的搅团无可替代，蕴含着人们过年的第一个愿望，即便是孩子也不能打破，用力搅动的搅团就是生活的缩影，寓意来年的日子就像稠稠的搅团一样丰盈，也寓意着来年一家人团团圆圆，合合满满。

三十的搅团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能全吃完，多多少少都得剩点，寓意着年年有余，母亲总是很在意这个，仿佛剩下的不是搅团，而是一家人的光阴。以前的日子，母亲不用担心，即便是锅里没了，我碗里肯定能剩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搅团里的咸菜，酸菜，浆水变成了臊子汤，搅团一下子成了受欢迎的美食，大人爱吃，孩子更爱吃，有时即便做很多，剩饭依旧很难，每当吃到最后一碗，大哥总会问，还有么，没有我就不吃了，三十的搅团必须得剩下些。

吃过搅团，大哥便开始张罗接纸的事。首先用黄纸叠成灵牌的样子，上面写上“故考（左）伏门三代宗亲之神位”的字样，算是自家先人的牌位，这个俗称“填三代”，有家谱的人家自然不用，因为家谱不止三代，祖宗先人都在里边。我们家的家谱在那个特殊时期被毁坏，说起来也是一件憾事，这几年家门里有人组织寻根问祖，过程异常艰难，很多信息都失了传承。

准备奠茶，奠酒的事一般都会落在我的头上，那时家里有两个白色的酒提提，一个灌酒，一个灌茶。酒是哥哥打的散酒，茶则需要熬。老家流行熬罐罐茶，乡亲们的早餐就是罐罐茶加上猪油锅盔，喝上一顿能顶半天饱。招呼客人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上炕喝茶，算得上最高礼节。

熬茶必须是柴火炉子才有味道，后来也有了电炉子，但老人们常说喝的就是那个烟熏火燎氛围，换电炉子就没那个味道了，所以电炉子终究还是没能流行起来。茶罐子一般都是易拉罐制作，茶盅都是白色的瓷盅，茶罐子必须和茶盅大小匹配，熬一罐茶刚好倒满一茶盅。

喝茶和抽烟一样会上瘾，放的茶叶依据茶瘾大小因人而异，第一罐叫头罐子，异常得苦，只有茶瘾大的人才能降住，降不住的就加点白砂糖，那便是孩子们最喜欢喝的糖茶。母亲喝茶时总会在最后给我倒几盅，从小便给我惯了一副茶瘾。

奠茶奠酒准备好后，剩下的就是等献饭，吃完搅团后厨房就开始忙活，献饭一般三小碗，量很少但必须精致，主料用猪肉和鸡蛋，那是家里最好的食材，先人们第一时间必须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而且必须是最好的，让他们知道子孙们的日子过得很殷实。

接纸正式开始，家门里各房份的男人陆陆续续聚到一起，一般都是辈分大的老人端着香盘，一直走到村口的位置，不过也有去祖坟接纸的，那样显得更虔诚。孩子的任务便是放炮，家长在炮声中点燃了香表，倒了奠茶奠酒，磕个头就算接上了祖先，回到家将三代供在桌子中央，那时父亲的遗像也被揭开。献饭第一时间被端上来，同时献祭的还有水果糖，油饼，馒头等盘好的年货，一切准备停当，所有人再一次齐刷刷跪下来，上香，烧表，奠酒，奠茶，磕头，那是对先人们最浓重的欢迎。

村里的风俗都是除夕傍晚接纸，初三晚上送纸，先人们可以在家里享受三天过年时光。但我们家接纸时间与其他人家不一样，坐纸过程略有差异。村里伏姓人就我们一家，家门里其他房份住在另一个村，人员相对集中，坐纸一般在那个村里。

大哥总是说反正每年都要接父亲回来过年，那就顺便把先人们也接回来，让他们先到家里歇一歇，看看我们的生活，所以接纸时间提前到三十早上，三十晚上天刚黑早早就送走，因为先人们要赶着去那个村里过年。

接完纸后家里瞬间有了过年的气氛，大哥总是守在屋里，操心续着香火，也管着闹腾的孩子，生怕惊扰了先人，不过我想先人们一定也喜欢热闹，有孩子闹腾他们会更开心，不让孩子靠近还是考虑安全，因为桌子上的蜡烛、香都是易燃物品。不过每次我都会带孩子到跟前看看，从怀里抱着到自己能磕头，从咿呀学语到看着照片喊爷爷，只想让孩子知道这个家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

接完纸还有一个重要的讲究，家里所有生活废水不能倒在地上，全部收集起来饮牛或者等到初一再处理，据说倒地上最后都得自家先人喝掉，我想这也是一种团圆的期待，事死如事生，让忙碌一年的活人在最后一天都闲下来，好好陪陪那些逝去的人。

坐纸不仅是对逝去的人的怀念，更是活人之间的一种牵绊，乡亲们都会去坐纸的人家里拜年，称作吊马，这种仪式在初一达到高潮，迎完喜神后人们聚在一起，拿上香表，便开始挨家挨户走动，每到一家都是上香，烧纸，磕头，院子里经常跪满了人。

主家都很热情，早早地准备好自家盘的年货，强拽着来人吃上一两口，心里才会欢喜。孩子们最喜欢吊马，常常跟在人群后面，磕完头后叔叔婶婶总会往兜里塞上水果糖、核桃等好吃的，那种满足不可替代。老人们不喜欢热闹，要么一个人，要么三三两两约在一起，风烛残年的他们有着不一样心境，他们和供在桌子上的人牵绊更深，有些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有些是陪着他们经历风雨的，往后余生，世间的相逢一年也就这一次，他们总会熬上一罐罐茶，将头罐子倒在供桌前，遥寄着超越时空的思念。

这样的情景一直会持续到初三，先人们会在那个晚上离开，送纸的时候也就到了。送纸和接纸的过程大同小异，只是送纸时要给先人们打发盘缠，一般接完纸就开始印纸钱，老家叫拓纸。

拓纸的方法很多，最常见的就是在模具(家里叫票杆子)上涂满红色颜料，然后印在裁好的一张张纸上，纸张大小很重要，必须和模具相匹配，要不就会产生残次币。小时候大哥负责裁纸，拓纸的任务便交给我，长大了裁纸的事我负责，拓纸的任务交给侄子，孩子们从小便传承着这样的仪式。

小时候拓纸时经常抱怨，失去耐心后便会随意地印上去，有时歪歪扭扭，有时残缺不全，有时模糊不清，大哥看见会训上老半天，常说纸钱和真钱并无两样，那样的钱阴间也不收，慢慢的心里便有了一份敬畏。

有时候也会用银元拓纸，锯一节跟银元直径差不多的圆木，然后将银元放在纸上，垫着圆木用锤子使劲敲打，直到纸上有了清晰的痕迹。现在买的冥币美观漂亮，面值更是大得离谱，都是亿级的计数单位，那时候家里的票杆子都是五元、十元的，可能拓上一道纸的总数都比不上现在一张冥币的面值，不过现在依旧延续着拓纸传统，子孙们亲自印上去的才是人间最真的思念。

初三的晚饭一般很早，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太阳还没落山时饺子就端了上来，头锅饺子依旧献给先人，那是他们在家吃的最后一顿饭。饭后家门里各房份的人再一次聚到一起，场面比接纸更加隆重，因为送纸寄托着每个活人的期望，故山千里，勿忘心安，不管多忙，都要赶着回去给先人烧上一把纸。

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映衬着黄土地上纸钱燃烧时跳动的火焰，一阵风掠过，灰烬腾空而起，瞬间隐入黑暗，先人们在此起彼伏的炮声中上路，再相聚又是一年。

五、迎初行

在老家，初行是唯一个能和坐纸相提并论的过年风俗，从三十到初一，所有的仪式都是为了迎接一场盛大的初行，那是新年伊始最庄严神圣的启航。

三十早晨填完三代，接完纸，大哥不仅要操心续着香火，还要趁着笔墨未干时写春联。那时家里的春联全出自大哥之手，虽然姐姐和我也算得上读书人，但都没有提笔的勇气。贴春联也很讲究，守孝期一般不贴，但也有贴绿色春联的，算是个例外。

下午三点左右，阳光和暖，家家户户开始张罗着贴春联，那时候没有胶水，用的都是浆糊。将铁勺直接放在火红的炉子上，加水加面持续加热，然后不停地搅动，就像搅搅团一样，所以浆糊也叫面然，搅的过程都一样，但效果却大不同，每次都是母亲搅的面然可粘性最好。

对联讲究贴得平平整整，小时候的我自然胜任不了，只能帮着抹抹面然，然后交给大哥，他总是让我瞅瞅高低歪斜，那个时候心里很忐忑，总是小心翼翼地指挥着，但总有那么一两次，大哥会撕下来重新贴，而我则免不了挨训。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自己也有同样的要求，这回便轮到侄子忐忑了，可能就是从小继承的认真对事的态度吧。

春联一般照着老黄历上写，房间的功能不一样，春联也不一样，但上房门上永远都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厨房的横批永远都是“调和五味”，即便是大字不识的乡亲，也能熟练地记住这两句。每年能轮到我亲自贴的只有两个固定地方，一个是“牛羊满圈”，贴在牲口棚，另一个是“出门见喜”，贴在家门口的老杏树上。

贴完春联请门神，小时候比较胆小，不敢正视那两个怒目圆睁的守门人，一个人都不敢出去，有时候只能闭着眼睛，硬着头皮走过去，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威严才能守住家里的平安。

最后将黄纸折成三角形，贴在所有的房门及家里重要的家具上，这么重要的时刻不会落下任何东西，与其说是物件，不如说是伙伴，一年中都是最长情的陪伴，至此家里每个角落都有了年的味道。

三十晚上天黑下来后，家家户户都会在院子里点上一堆火，一般用胡麻杆或麦杆，最重要的是加入三十厨房里产生的葱皮，蒜皮，当火焰映红了院子，老人被搀扶着，孩子被抱着，一家人挨个从火上跨过，希望驱除所有不顺当，来年一切顺顺利利，对孩子来说更是一种历练，只有自己跳过火堆才会拥有跨越艰难险阻的勇气。

待火燃尽，大人会拿起铁锨将灰烬抛向空中，一边抛一边喊着各种农作物的名字，满天散开的火星宛如丰收的庄稼，乡亲们常以此判断来年的收成。这种风俗叫燎干，在北方很多地方盛行，虽然时间上有差异，但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是相通的。

接着就是最期待的分糖果，这种情怀不分年龄，是所有人心心念念的时刻，我总是直勾勾地盯着装年货的箱子，期待着那种特殊的香味。打开箱子诱人的香气肆意扩散，撩拨着焦躁不安的心，直到大哥从箱子里取出水果糖，核桃，枣儿等年货，那份躁动才会慢慢平息。

大哥估摸了大概的数量，心里盘算着每人分得的数量，然后一边数一边分，我每次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装进早已准备好的袋子里，家里每个人都有份，可母亲的那份总会装进我的袋子。时过境迁，物质早已丰盈，但分糖果的习俗依旧延续着。每每到了那个时候，便会不由自主的回到小时候的心境，直到大哥象征性地分上几个糖果，心里才会平静，那是最容易满足的欲望。

至此，便开始了“坐夜”，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打牌，聊天，看春晚。小时候我最热心的就是打牌，猪毛换了钱必须得买副扑克，就为了三十晚上熬夜，但哥哥姐姐都不怎么感兴趣，为此我常常哭鼻子，那时母亲总会说，过年着了，你们陪娃耍一阵。一晃多年已过，哭鼻子的那个人变成了侄子，母亲依旧用同样的口吻说，过年着了，你们陪娃耍一阵子。

一年最后的一点时光就这样慢慢耗尽，直到新年的钟声敲响，那一刻炮声响起，美丽的烟花竞相盛放，成就了新年的第一缕曙光。

初一，天刚麻麻亮，家家烟囱里升腾起一缕青烟，女人们已经着手准备一年之中最丰盛的一顿饭。老家没有吃年夜饭的习惯，三十晚上吃长面，吃完后锅里就煮上了肉，肉煮好差不多十点左右，正好为“坐夜”的人补充能量，很多孩子熬夜就是为了等着吃一口肉。所以，初一早晨的那顿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饭，年前盘的所有年货在那一刻完美相逢，一家人分坐在炕桌周围，挨挨挤挤，尽情享用着美食，用心享受着幸福。

一场盛宴过后，大哥便翻开老黄历查阅喜神的方位，为“初行”做最后的准备。每年都是我家的饭最早，大哥走在村里的巷道上，大声地喊着，都赶紧吃！初行了！初行了！时不时点上几根炮仗，回荡的声音飘进每家每户，那便是初行的集结令。

人们陆陆续续走出院门，穿着赶年集定制的新衣服，大人拿着香表，孩子们提着炮仗，朝村里最大的一大片空地上聚拢。当全村人汇聚在一起时，大人们朝喜神的方位跪下，把收集到一块儿的香表点燃，虔诚地磕头作揖，祈盼着喜神护佑一年的平安，初行狂欢正式拉开序幕。

初行就是一场炮仗的盛宴，各种各样的炮仗持续响起，一次次冲击着耳膜，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对放炮都是乐此不疲，这种欢乐从二十三送灶王爷回娘家的第一声炮响一直持续到初一早晨，在初行的炮声中达到极致。孩子们不在计算炮仗的数量，一骨碌拿出所有的存货，为了让炮变得更响，前一天都会暖到热炕上，蒸发掉里边的水分，点燃后又脆又响，人群中总会发出阵阵惊叹，这个炮干得很！

手工自制的炮捻子又短又快，点燃后也就一转身的时间便响了，小孩子不敢放，大人也不允许，只能把挂鞭拆开来一个一个放，啥候有胆量放大炮了才算是真正的长大。大人则无所畏惧，直接拿手上点燃扔出去，炮还在空中飞行时就炸得四分五裂，孩子们虽然羡慕，但很少有人尝试，因为每年因放炮炸手的事时有发生，所以这种危险动作被大人严格禁止。有时候大人也会拿出老土枪、雷管等，它们的声音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的炮仗，回荡在黄土高原上的山屲里，久久不能散去。

老人们看着这一切，安静而焦虑，大声喊着自家孙子的名字，小心些！小心些！可孩子们鲜有听话的，依旧放得不亦乐乎。妇女们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说着早晨的饭菜，夸赞着彼此的新衣，直到炮声消失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以前初行也会赶上家里的牲口，农闲了一个冬天，牲口正是膘肥体壮的时候，小牛犊和孩子一样在炮声中尽情地撒着欢，打着滚。

初行都是以村为单位，炮声的大小及持久时间反应出村子的规模和发展状况，整个早上，隐匿在各个山屲里的村子争先恐后地展示着自己，尽情释放着对新年的无限热情，直到中午，炮声才渐渐褪去，盛大的初行才算告一段落，一年的征程就此开启。

小时候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年好过日子难过，日升月沉，斗转星移，当初的少年一直流浪在回家的路上，早已变成日子好过年难过，只能深情地诉说着拥有变成怀念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