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的年夜饭，还是有一定程式的。红烧肉，如意菜，暗芹皮蛋，还有油片嵌肉加蛋饺垫笋干，任时光飞逝，这些标配菜式从未退出过我家年夜饭的饭桌，俨然已成了春晚一样的存在了。如今我对它的渴望，也一如对春晚，正逐年淡去。但在当时，我总因一道漫长的仪式而倍感煎熬——丰盛的年夜饭，得先用来祭祀老祖宗。
母亲祭祖，那可是隆重的。我看她轻手轻脚地把洗净晾干的祖宗专用小酒盅逐个在八仙桌上排开，筷子要整齐，不能长短不一，还要紧挨着酒盅，探出桌面两公分左右。其中两副筷子放在酒盅的左面，因为有两个祖宗是左撇子。点上一支清香，把门虚掩着，老祖宗们欢聚一堂。堂上，要保持安静。我常在门后偷看，看是否真如母亲所说的扰了祖宗雅兴，多年来一无所获。
母亲关照父亲要去洒酒，洒酒也有讲究，要从上手开始洒，还不能断。洒完酒，母亲要我和姐姐跪在堂上正中的蒲团上，恭恭敬敬地叩三个响头，父亲洒一次酒我们就拜一次。老实的姐姐总是规规矩矩，额头碰到地面，而我总要偷懒，被母亲发现后要求重跪，那是常有的事。
酒过三巡，清香燃尽，母亲打开大门，在步沿墙角燃了一堆元宝，说是给老祖宗送钱。烟雾缭绕中母亲开始收拾碗筷，叫唤着姐姐的名字，把菜端回灶台存放，隔了十分钟后再叫上姐姐把菜端回到桌上。就这样来来回回，当我真正被允许坐在桌上享用大餐时，我往往已没了最初等待时的食欲了。一来过了那点儿，二来，我早已被年夜饭后的节目吸引了去。
汤足饭饱，收拾停当，母亲端坐堂上，掏出两个厚薄不均的红包，然后故作大方让年幼的我优先挑选。天真而又贪心的孩子啊，每年都把手伸向了那厚的红包，而委屈的姐姐则无奈地接受了剩下的那个。后来我才知道姐姐的红包装了一张一元的纸币，我的红包，是八张一角的纸币。但彼时，我已悔之晚矣。人说三岁看八十，如今看来，颇有道理，目光短浅如我，至老，至今，也没什么变化。
红包既收，节目已过大半，万能的煤炉子又隆重登场。母亲将一敞口锅置在炉上，倒入一袋黄沙，用铲子不停地翻转。我好奇地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母亲说，炒沙子。为什么要炒沙子？母亲笑盈盈地:吃呗。沙子还能吃啊？当然不能，我是要炒干沙里的水分。为什么要炒干水分？因为要炒长生果。为什么长生果要在沙里炒……母亲最后一丝耐心被我耗尽:你空长了双眼睛只会jian肉不会自己看哪？哦！我还是不知但已识趣地不再追问了。
时光很慢，慢得一个黄昏只够炒一锅长生果。昏黄的灯光下，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投射在土墙上，伴着一成不变的长生果翻腾的声音，托腮观看的我昏昏欲睡。长生果诱人的香味却适时弥漫开来，那种浓烈的香气，与红烧肉截然不同，刚好又对了小憩片刻的我的胃口。
除夕夜，抱着红包，枕一席香气入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