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是一个没有父母陪伴的夜晚。我独自一个人坐在“战壕”里。
我坐在“战壕”的拐角处，抬头可以看到家里的灯光照在土洞壁上，白炽灯泡发出昏黄的亮光。
我猜想那天晚上一定是父母有紧急任务，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有意把我放在“战壕”里，而不是我自己爬进了战壕里，或掉进了“战壕”里。
那是一个一人多深的地洞，地洞呈L型，主干是竖井，井底横着拐了一个弯，人可以藏在里面，是一个像一竖一折笔划的避难所。
妈妈说，那时候中苏边境战争危机，我们家所在的哈尔滨北部的大庆油田，家家都挖了这种被油田人称作“战壕”的地道，但规模要比电影《地道战》里看到的小得多，每家的地道没有连通。
我记得，陪着我在战壕的是一个老式的手提包。它像是一个躺着的口袋，中间加装了两个提手。
这种手提包后来在很多反特斗争的电影里见过，比如说《羊城暗哨》、《秘密图纸》，这两部电影里都出现了一个关键的物品道具，手提包。
在我家备战的战壕里，放了满满一手提包的备战饼干。我一边等父母回来，一边吃着饼干。长大后我不喜欢吃饼干，可能和小时候吃多了备战饼干的经历有关。
后来我看到一份报告文学，讲的是两弹元勋邓稼先，他在北京工作，领导着原子弹设计工作，同志们全身心投入夜以继日的工作中。经常工作到深夜，当时粮食短缺，这些年轻力壮的青年知识分子饥饿难耐。
邓稼先偷偷骑自行车回家。在家里有一小罐饼干，那是一儿一女两个孩子等了一个月才有副食供应。他拿到单位给同事们当夜宵。
同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食品短缺，同首都北京的邓稼先一家相比，我们家是真是太奢侈了，有着吃不完的饼干。
还有一次夜深了，父亲带我出去解大手。当时大庆油田家属住的都是芦苇和泥巴糊的干打垒简易房，家里没有厕所。
爸爸带我走出家门，走向门前的一大片草甸子。在枯萎的草甸子里，我蹲着， 爸爸就站的我的身旁。这时，我看到一列火车从我面前，冒着白烟，由北向南缓慢地开过去。
爸爸对我说，往南开的火车是去炼油厂，向北开的火车可以开到中苏边界。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那些北上的火车里都是秘密。
后来我把这两个模糊的早年记忆，说给我的母亲。我母亲说她不记得了。她记得当时为了减少中苏战争损失，开始了秘密工程。
油田要把暴露的油罐，埋到地下。妈妈单位严格挑选政治可靠的人，去秘密工地，贫农出身的妈妈非常幸运的被选上了。
我妈妈她也非常自豪。她说，那个时候，每天天不亮就开始集合，大家坐上一个盖着篷布的卡车里，放下篷布，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下车后就开始挖坑填坑，天黑后，再乘坐卡车返回家属区。
聊到50多年前的这些事情，母亲光荣激动，我觉得十分幸运。中苏边境战争摩擦对我们家来说还是有惊无险。
父亲一个同村战友因为担心中苏战争开打，油田会成为第一波重点攻击目标，离开了油田，一家人回了安徽老家。
边境危机结束后，那些没有坚守油田的家庭，再也回不到油田了，只能在老家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