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去世那年59岁。自杀，一根麻绳，自缢身亡。
那天是母亲的生日，一九七二年冬月二十二。那天中午外公来到我家，母亲给外公打了一碗荷包蛋，外公吃完回家。傍晚时分，他就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年我八岁，正是懵懂的年龄。有关外公的一些事，是母亲后来零零碎碎讲给我听的。外公就是外祖父，有的地方称姥爷，我们随州把外公叫“gā爷”。
那时候，我们全家下放在随县三里岗尚店火石冲，当时的名称叫红岩大队。外公一家是先我家几个月下放的，下放在一个叫栗树湾的村子，当时的名称叫红军大队。红军大队和红岩大队只隔一条碾子河，我们两家相距也就三四里地。碾子河其实就是均水的上游。河上没有桥，过河得脱鞋淌水。
下放是在两年前的一九七0年，下放的原因是因为外公。外公本来在钟祥中学教书。教书教的好好的，学校让教师给领导提意见，教师们不提，学校就做工作。后来，外公磨不开面子提了意见，然后就被划成了右派。
成了右派的外公挨了批斗，而后还丢了工作。外公卷铺盖回到故乡随县，这还不能算完，家里也要跟着受牵连，全家“上山下乡”，从随县城关镇下放到尚店红军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七0年春到七二年外公自缢的那个冬天，外公在农村接受了二年多的再教育，个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早已无从得知。
岁月无声。如今，我也到了外公当年的那般年纪，我能感受到外公当年心中的凄惶。自己吃亏也就算了，惶恐的是自己连累了全家。下放的时候，外婆年过花甲，大舅27岁刚结婚不久，小姨23岁，小舅16岁。只看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外公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知道压垮骆驼的到底是哪一根稻草。是母亲的那碗荷包蛋吗？我想肯定不是。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亲人早已不在，包括外婆，包括母亲、父亲，包括小舅和大舅妈；姨妈在武汉，年届耄耋，小姨在遥远的乌鲁木齐，年逾古稀，年近80的大舅虽在随州，但耳聋已难以交流。况且，家族对外公的自缢讳莫如深，如今想去探究，也无人可问了。有时亲戚小聚，和表妹杨红唠起往事，说到外公时，总唏嘘不已。
记忆里，我对外公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包括爷爷奶奶这些祖辈人。父亲10岁左右，爷爷奶奶就相继过世了，父亲跟着他的姨父姨母长到18岁，其养父母又相继过世了。而外公一直在外地教书，一年也难见到几回。所以，祖辈的亲人只有姥姥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全家下放的时候我6岁。下放之前，父母都要上班，我基本就被抚养在姥姥家，下放后才回到父母身边。我的小学也是在红军小学读的，是小姨给我报的名。那时候每天只上半天学，中午放学了，我时常又跑到姥姥家去。
记忆中，外公下放后就不和姥姥舅舅们在一起住了，他们分家了。姥姥说是外公自己吵着闹着要分家的，说要划清革命界线。外公是右派，经常在生产队的大会小会上挨批斗，为了不再给舅舅小姨们带来麻烦，外公就闹着分家。他以为分家了就不会影响家人了。
于是外公就一个人单独住在栗树湾的牛棚里。牛棚是一排几间茅草屋，是农村圈养猪牛羊这类牲畜的地方。虽然出门仍能相互望见，但总算是另立门户了。八十年代初那段时间，文艺作品里有个“伤痕文学”，披露那个时候的右派为牛鬼蛇神被关牛棚，许多现代的年轻人还以为那是文艺作品的特指杜撰，其实这是真实的存在。那个时候的“地富反坏右”，真的是和动物们住在一起的。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人性的悲哀。
外公住牛棚是不是自虐我不知道，但外公的“家”收拾得很整洁，尽管隔壁牛羊的异味不时地飘散过来。门被洗刷干净了，土坯墙糊上了报纸，屋顶用竹席搭了顶棚也糊了报纸，两条板凳支上一副门板作床，挂着蚊帐，被褥虽旧但洗得很洁净。床头有几本书，简陋的木板搭成了一个小桌，放有纸笔文具。
不管世道如何艰辛，从摆设看，外公骨子里知识分子的气节是难以改变的。
放学了，有时候我可以去外公“家”，这是姥姥默许的。姥姥会让我端一碗菜或一碗稀饭给外公。然后外公会给我讲故事。外公讲的故事很新奇，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外公讲的是“一千零一夜”，我就想，我要是有“芝麻开门”的神力该多好，我就可以把外公的牛棚变成宫殿。
过年的时候，外公会从床底下罐子里摸出几颗干果，桃仁杏仁或是红枣，这东西在那个时候可是稀罕物事，这是姨妈从遥远的新疆寄到随县的，外公总是舍不得吃。寄回来的干果吃完了，外公也会抓几颗炒蚕豆给我。
外公屋角的箱笼上，有张长长的琴，但从没听到外公弹过。琴很干净，外公肯定常常擦试它。我喜欢听琴，我家里有二胡和小提琴，那是父亲从随县城里带到尚店乡下的琴，父亲时不时地拉琴，我想拉琴和弹琴肯定不一样，就老想听外公弹琴，又不敢说。
有个冬夜，我放学后又赖在姥姥家，和小舅舅一同在木阁楼上早早地睡了。姥姥在栗树湾的家不够住，小舅舅就一直睡在木阁楼上。寂静中，忽地就听到了时有时无的嗡嗡声。冬夜的黑暗是容易让人想到许多神怪物事的，而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却更容易遐想。问小舅舅，小舅舅说这是外公在弹琴。
这嗡嗡的琴声化作了我遐想的序曲。我的思绪从栗树湾飞到碾子河，那河水是绿色的，水中满是翠藻银鳞；再飞到刺子岩，缘着琴弦，爬上青山寨，那山是青的，山里有奇花异草，有珍禽怪兽；我很轻很轻，就像那根琴弦一样飞行。我仿佛看见那条琴弦在月光中发着银光，我可以看到它的两端，却又觉得那琴弦长到无限。我渐渐有些模糊，在模糊中我用小小的铁锤敲打那琴弦，于是那琴弦就发出嗡嗡的声响。这嗡嗡的琴声就直接传到我的耳朵里，飞行了很远很远，尔后才发觉自己仍是躺在小舅舅温暖的被窝里。
我思绪零乱，我看见外公变成一个雪白须眉的老人，连衣服也是白的，为月光所洗，浑身上下颤动着银色的波纹。这好像不是外公，乃是一个神仙，“一千零一夜”里的神仙，神仙在拔动琴弦。我竭力想把那神仙同外公分开，然而他们老是纠缠在一起。我感到恐怖。我的恐怖却又诱惑我到月夜中去，跑到月夜的碾子河上去。恐怖是美丽的，然而到底还是恐怖，我的灵魂在月光下的碾子河上伫立，感到寒战，而我的身子却越发地向被子里畏缩，直到蒙头裹脑沉沉睡去。
这个梦境一直深藏在我的脑海里，藏了50年，藏了半个世纪，做了这个梦不久，外公就自缢了。我总怀疑这个梦和外公自缢有关。
外公的字写得好。有时到外公屋里，外公会问我的作业，那时我还在用铅笔写字，外公就用橡皮擦把我作业本封面上的名字擦了，用钢笔写上红军小学，写上班级，再写上我的名字付强。我觉得外公的字写得好看。
我的名字是外公取的。我弟弟付凯和表妹杨随的名字也是外公取的。生杨随和付凯的时候正值七0年下乡后不久，外公说，取这名字的意思，是早晚你们都会凯旋回到随县的。
只可惜凯旋随县的那一天外公永远看不到了。
姥姥还在世的时候给我说过，外公自缢的那天晚上生产队又要开大会，住在姥姥家隔壁的大队民兵连马连长上午就通知了，叫外公作好准备。那天是冬月二十二，是母亲的生日。中午，外公过碾子河到我家来了，外公问了母亲小姨去新疆投奔姨妈的事，母亲给外公打了一碗荷包蛋，外公吃了，外公还嘱咐母亲，说今后，你们遇到再大的艰难也要过下去，生活一定会好的。这是母亲后来说的。
可外公自己却没能坚持下去，他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他彻底解脱了。
父亲去竹林里砍了几根竹子，用几张彩纸做了一个花圈，我在一旁拙笨地帮衬着扎纸花。这是外公葬礼上仅有的一只花圈。寿器是买的邻村一个老人的，寿器就是棺材。棺材有点长，只好在外公脚下垫了一块土砖。去往天堂的路上，外公也脚踏实地。
外公的葬礼很凄清。红军五队派几个社员去挖了墓穴，记得第三天早上就出葬了，我和父亲、和小舅舅一路下跪，墓穴就在栗树湾出口对面阳坡的拐角上，站在村口就遥遥可见。
外公去世前的几个月，小姨去新疆喀什投奔姨妈去了，姨父是进疆部队干部。外公去世的第二年春上，大舅通过在县民政局的堂兄杨志武的帮忙，全家搬迁到了城郊胜利大队。尽管依然还是在农村，毕竟搬到了县城边上。
而外公终是没能坚持住，他倒在了黎明之前。
我家依然在尚店红岩的大山里熬着，父亲母亲听外公的话，一直熬到一九七九年秋国家出台政策返城。
都走了，都离开了尚店。只留下外公在栗树湾边的那一座孤坟。
八十年代中期，外公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当时数目不菲的工资还有补偿金。但这一切，于外公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又过了些年，姨妈和小姨出资，母亲和大舅出力，去尚店栗树湾挖回了外公的骸骨，迁葬在南郊瓜园公墓。是我公司的杨忠明开“万山”面包车帮忙去拖回随州的，舅舅做了一个一米长半米宽的木头箱子，放在引擎盖上，一块红布搭着。母亲说，她下到挖开的坟坑里，一块一块捡起了姥爷的骸骨。
直到一九九二年姥姥去世，他们才有了合葬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杨其华，生于一九一三年九月十日，卒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那一年清明，我凝视着墓碑，突然想起九月十日不是教师节吗？外公原来是生于教师节的，外公和教师真的是有不解之缘，我又一阵莫名感慨。其实我知道，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生辰用的都是阴历。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是一座山。”有时就想，这粒灰可能太沉重了，人随时就可能被压成尘埃。
还记得伤痕文学的定义，就是“揭开结痂的伤疤，血淋淋的指给你看。”其实我晕血，我惟愿伤疤里的嫩肉已平复如初，干嘛要去揭开已经结痂的伤疤呢？但我的记忆深处总是萦回着儿时那个奇怪的梦，那梦里有外公嗡嗡的琴声，还有月夜里水银泻地的碾子河......
其实，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公弹琴。甚至已记不清外公是不是有琴。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那琴，随着时光，早已遗落到天方夜谭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