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
传统的散文发展到今天，确乎愈益暴露出它与当代人精神脱节的疲惫，被文体定势的重负压得直不起腰，而其中最致命的，乃是思想的贫瘠，哲理的贫乏——无力洞观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有些作家名重一时，甚至被尊为散文泰斗，其写作方式似乎是，写喝茶就搜罗关于茶的一切传说轶闻，写喝酒就陈述酒的历史和趣闻，然后加上一些自己的感受，知识可谓渊博，用语可谓典雅——不知为什么，对这种考究的文章我始终提不起兴趣，甚而推想它可在书斋中批量生产。
对另一类矫饰、甜腻、充满夸张的热情的“抒情散文”我也兴趣不大，它们的特征是，语言工巧、纤秾、绮丽，但文藻背后的“情”，则往往苍白无力，似曾相识，是已有审美经验和图式的同义反复。它们没有属于自己独有的直觉和体悟，因而也无创造性可言。
我真正喜爱的，是泼辣、鲜活的感受，是刚健清新的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淌，是决不重复的电光一闪。这当然只有丰富饱满的主体才可能生发得出来。
我一向认为，精于权术，城府深藏，把自己包得严严的，面部肌肉擅长阿谀，却丧失了大笑的功能，“成熟”得滴水不漏的人，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散文的。他经商，会财源滚滚；他从政，会扶摇直上；他整人，会口蜜腹剑；他恋爱，会巧舌如簧；他治学，会偷梁换柱；他偶尔也会“幽默”一下，结果弄得大家鸦雀无声。他在很多领域都会成功，唯独写不出一篇好散文。这是不是天道不公，或反过来说天道毕竟公正?
要论我的散文观，那就是：……我推崇并神往的，是那有如林中的响箭、雪地的萌芽、余焰中的刀光、大河里的喧腾浪花式的散文，那是满溢着生命活力和透示着鲜亮血色的美。这并非教人躁急、忙迫，去空洞地呐喊，而是平静下的汹涌，冷峻中的激活，无声处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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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
艺术就是艺术家带着他的性情诠释出来的真实。
生命有限的，创作的激情也是有限的，要选择最有价值的东西去创作。
可以对比我同样写的何小曼这个人物，我写了她三次，这次我才写透了，前几次我写的这个人不是太讨厌就是太可爱，都不对，没有把这个人物性格的光谱都写出来，我这次把何小曼这个人，她有可爱的地方，有可怜的地方，有可嫌的地方，很多东西我没有审查掉，这就是我现在比过去坦荡，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我们不应该歧视任何一种颜色。我不认为一个好的人物一定是好人，一定是现在说的高富帅、正能量，我觉得何小曼是我的文学人物长廊里不同的人物，把不同的人物放进来，这本书就有价值存在。
但我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可视，应该有色彩，应该有温度，应该可触，应该可以闻到，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就像看到真的肉体一样，应该有这样的功能，它唤起人阅读时候全部感官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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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
平淡了与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
作家若元气不足，素养学问思想不足以充实之，则味同嚼蜡。故鲜鱼腐鱼皆可红烧，而独鲜鱼可以清蒸，否则入口本味之甘恶立见。
好作家如杨贵妃之妹妹，虽不涂脂抹粉，亦可与皇帝见面。宫中其他美人要见皇帝皆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简朴之文字写文章者这么少，原因在此。
一个好的读者将作家翻转过来看，如乞丐翻转衣服去找跳蚤那样。
有些作家像乞丐的衣服满是跳蚤，时常使读者感到快乐的激动。发痒便是好事。
学者如乌鸦，吐出口中食物以饲小鸟。思想家如蚕，所吐出的不是桑叶而是丝。
文人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月，至肚中剧痛，忍无可忍，然后出之。多读有骨气文章有独见议论，是受精也。时机未熟，擅自写作，是泻痢腹痛误为分娩，投药打胎，则胎死。出卖良心，写违心话，是为人工打胎，胎亦死。及时动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内物动矣，心窃喜。至有许多话，必欲进发而后快，是创造之时期到矣。发表之后，又自诵自喜，如母牛舐犊。故文章自己的好，老婆人家的好。笔如鞋匠之大针，越用越锐利，结果如锈花针之尖利。但一人之思想越久越圆满，如爬上较高之山峰看景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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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纪录。那么，当我们选择故事的时候，就应当估计这故事在人生上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启示….
事简单，人物自然不会很多，把一两个人物写好，当然是比写二三十个人而没有一个成功的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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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
每一个严肃的作家都必须是一位原创作家；他不可能满足于成为一个前文本的翻译工作者。而且，每一个严肃的作家都了解这个形式问题的后果：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受前辈作家的影响和启发有多么大，形式必须与自己个人经验相一致，尽管这不是很严格。
写作没有神童可言。一个作家要想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学识和经验既具有社会普遍性，又是个人情感的表露，这需要经过时间的磨练，甚至需要他的一生来处理他的原始经验，以便懂得他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另外，为了一些经验的原生状态不被忽略，不被不恰当的形式所消解，尤其需要叙述时的小心谨慎和老练的笔法。他人的形式只为他人的思想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