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你曾在推杯换盏、把酒言欢之后，对着身边三三两两的好友，分享成功或胜利带来的喜悦。你也曾在夜深人静一人独处的静室，对着窗外朦胧的夜空、皎洁的月色，吐露过心间郁结难解的心事。但唯独在面对父母时，你选择了将诸多情绪隐藏，留给父母一个沉默的背影。而我愿意再次提起拙笔记录下父母在东北四年的生活片段。
1998年3月的一天，父母提着一个蓝布包、兜里揣着仅有的几千块积蓄在妹夫的陪护下踏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正像前一年父亲突然来沈阳看我一样，由于当时信息沟通不方便，这一次父亲好像也没有事先告诉我他们要离开住了一辈子的乡下搬到沈阳。在上火车前父母才让我妹夫电话通知我他们一行到沈阳的时间。
虽然，父母进城来沈阳对我来讲稍感准备不足，但也是很欣慰的事，因为父母终于认为儿子有条件和能力让他们在大城市生活了。另一方面，如果在他们有生之年，连他儿子住着什么，吃着什么，干着什么，统统都一无所知的话，那将是我多么大遗憾与心痛。
进城是他们早已埋伏在心里的愿望。为此，前一年父母还专程来沈阳考察了一番，那次听母亲说，父亲来沈阳一个月还胖了，脸上有了红润。经过那次慎重考察，父亲可能判断儿子有能力给他们一个体面的生活。
进城对于二老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故乡虽好，已不适合生存了。父母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开始变得像一个荒岛。一种隐隐约约的东西在驱动着村里的人蠢蠢欲动，这种隐隐约约的东西可能是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和国家之间联系的那根脐带断了，也可能是乡村集体和公共服务逐渐在消逝：村队部变住户了，学校变油坊了；年轻人打工去了，书信没人来送了…。除了故土和亲情，农村再没有原来那种让人留恋忘返的东西了。
另一方面，父母进入花甲之年后，明显感到干不动农活了。除了做饭，种地、挑水、拉煤都需叔叔们帮忙；每年假节日，儿女们乘完火车、换汽车、马车、摩托车，车马劳顿；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老年病，在村里只能吃几个药片或者打几天吊瓶。父亲经过几夜的盘仓（失眠）后决定离开老家搬到沈阳和我们一起生活。
离开元山时，那天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送行的人挤满院子，许多相处了一辈子的乡里乡亲都不愿意放开拉着我妈妈的手，老妗子、姑姑、二板等乡亲都流下了眼泪。
在村中父亲是长辈中少有的几个能识文断字的人，虽然他早已不当村里干部，却一直像村中的乡绅，平日里村里有个邻里纠纷，谁家遇到大事需要分析，甚至来年可能刮什么风，下什么雨，适合种植什么庄稼都要找他参谋。母亲像一个大火炉，天生具有让人温暖的气质，亲戚朋友、邻里邻居总喜欢和她坐在一起聊家常、做针线。村里的三十多户人家，虽然姓氏不同，偶尔也会有个争吵，但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慢慢形成了一个像蜘蛛织成的关系网，每一户都是网上的一个结，突然位于中心位置的网上一个结要离去，像突然在网上裂开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会越来越大，最后这张网就散了。所以父母突然搬走确实给村里人带来骚动。
此次进城对于父母肯定是义无反顾的，他们没想过再会回来居住。临行前几个月父亲就把房子卖给了别人。我曾经油漆过的一支老红柜也送了老妗子，挑水的水桶、木桶、扁担送了拴狗，十来个漆黑瓮子也没了用处，送给了三叔用作储仓，一头猪四只羊早已过年吃肉了，平日里拉货和拉水的板车也给三叔。留下的只有屋后的四棵杨树和房后不远处的那座老坟，父亲可能最惦记的是这座老坟。
要说父母当时越过县城直接迁居大型城市是有一定勇气的。他们也没有想到这种举动会带来的牵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相比于一般土生土长的农民，父母亲对于城市的概念和生活在与我们儿女们的交流中也略知一二。再加上父亲几次生病在集宁大同住院的经历，他们也基本熟悉了城市的生活形态。他们没有料到是离开了原来的生活环境，两位花甲老人要重新学习适应城市的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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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来沈阳时穿着我的一件灰白色羽绒大衣，头戴我上大学时带过的一顶驼绒帽子，这些厚重的衣帽好像要压垮他那极度消瘦的身躯，他脸色苍白，走几步就咳嗽不止，不住地掏出手绢擦汗，有时咳嗽痰中见血。
可任何人也没有意识到这是肺结核病的典型症状，父亲来沈阳后我妻子和她在医院工作的妹妹咨询了这个情况，她妹妹说，可能是肺结核，最好来医院检查一下。结果妻子陪同父亲到妻妹工作的东电医院X-光透视后，发现父亲肺部已见多处空洞，属于重度肺结核了。在大城市肺结核病人须强制隔离治疗，由国家免费医治。相对于城市人心血管头号疾病，农村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结核病是最大的疾病。
等我得知父亲住院的消息时，妻子和妻妹已经把老人送到了老瓜堡结核病医院住进了医院。我中午开车赶往医院，发现结核病院并不像普通三甲医院人山人海，门诊大厅空空荡荡，穿过一黑黑的门洞，我进入住院楼，父亲在三楼靠东侧北向的一间病房里。病房里横着摆放着三张病床，其他二位白天治疗完已回家，晚上回来住院。
父亲已经做完全部的检测流程，安排好了住院的手续。妻子告诉我，父亲这个病医院规定要 住院隔离治疗三个月。结核病的治疗主要是按照流程服用国家规定的药物，同时增加营养调理。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可父亲这个病例就是发现的太晚了。原来早在老家就发现了这些症状，可一直以为是平常感冒，每次犯病就打几天点滴，在老家农村好像打点滴就是万能的治疗手段。
那个时段，我刚刚调任新职，在一家私营企业研究院工作。老板器重，又配车配房，我一心希望早日做出成绩，因此，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心思上都放在了工作上，多亏妻子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骑好几公里自行车来给送饭送汤。
父亲的病也把母亲打造成了一个钢铁战士，一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老太太，每天在家做好饭，独自坐十几站环路电车来医院给父亲送饭。有的时候，送晚饭后下午回去时，母亲还独自沿新开河小道走回去。由于父亲住院，父母在东陵农大院内的房子也回不去了，父亲住在结核病院里，母亲和我儿子挤在一间位于北陵小区老式楼房里的小屋里。那时候儿子整天踢球运动，晚上睡得如泥，丝毫没有听到他奶奶如雷的鼾声。
住院期间父母最喜欢医院东侧的老四季面条和烤鸡架，除了医院订餐外，他们经常出去在这家老四季面条店用餐。父母大概不知道这个医院的位置为何叫老瓜堡。在沈阳，乌鸦，沈阳人叫它“老鸹（瓜）”；当年努尔哈赤逃避追杀，曾经被乌鸦所救，被救的地点就被他命名为“老鸹堡”，后来成了老瓜堡。而乌鸦（老鸹）在老家丰镇却是一种不吉利的鸟。
父亲终于在老瓜堡结核病医院住满了三个月出院了，出院时基本上控制住了结核扩散，但是由于发现的晚，只能是结痂而不可能痊愈长出新的肺部组织了。父亲也真是命大，又一次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出院后，父母回到了在农大院内我以前单位分到的一室一厅房子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可不巧临近新年的时候，我刚刚在单位举办完新年联欢晚会，又接到了父亲住院的消息。原来父亲由于体质弱，加上突然降温，患上感冒，感冒又引起了肺部感染。
等我冒雪赶过去的时候，父亲已经住进了位于沈阳东陵公园附近一家结核病院。原来，这半年母亲认识了住在一楼的邻居，她正好在结核病院做护士长，这位热心肠的护士长帮助联系了医院、叫出租车、安排住院，等我们赶到时，已经安排好了所有手续，而且还是免费治疗，自己只需支付少量的住宿费和生活费用。
这家结核病院是由老干部养老院改建而成，院内皑皑白雪映照着长青松柏，一排排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显得庄严宁静。我和父母开玩笑说，没想到你们住上了老干部养老院。父亲旧病没治愈，又添了新病，他本来就做过胃切除手术，为了医治结核病需要每天服用大把的药，这些药加剧了他的胃病。胃病复发，吃不下饭，身体更加消瘦，而肺结核病增加营养是最关键的，比吃药都重要。可他又吃不下饭，陷入恶性循环。
眼看再过几天就要过年，远在老家的儿女要来沈阳团聚，父亲还是硬挣扎着出了院。出了院以后回到农大126栋三楼的家里。回到家里，尽管农大供暖都很正常，可父亲老是念叨冷，身体在瑟瑟发抖，因为他太瘦了没有脂肪，腿细的如麻杆；再加上服用激素一类的药，丝毫凉气就会感到侵入他的骨骼。我不在时他就独自爬到五楼，请一位锅炉师傅给疏通供热管路。可水暖气毕竟是温和，不比老家的火炉子。而我妈妈体格又胖，最怕家里不通风温度高。二位老人在室内温度调节上经常意见不合，后来妻子给买过去一个电暖器，放在父亲身边，稍微减缓了他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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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刚来到沈阳不久的一天傍晚接到最小女儿的电话。电话里小妹在哭喊着：“妈呀，你不管我了，留下我在一个黑洞洞的院子”。小妹的这一声哭喊是父母没有想到的，他们以为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成家立业，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可没想到的是他们来沈阳，相当于把老家搬到了沈阳，把老家兄弟姐妹的心也都带到了沈阳。
那时，弟弟和二妹已经在丰镇县城立足，可小妹既没房子也没工作，做一点小生意，处于创业时期。而且作为老小一直和父母在一起，突然的分离，就像断奶的孩子，那种遇事无着落无依靠的感觉可想而知。
父母在东北的第一个春节二弟和三妹两家来沈阳过年。我从沈阳北站接上他们，开着我那辆刚买的私家车故意从北二环绕道行驶，好让他们兜兜风，看看这座我生活的城市。
那一年也正好我们乔迁到一个大房子里，一大家人在东北过年也是第一次。春节那天我安顿好了工厂里事务，匆忙赶回东陵去接父亲，我母亲因为晕车已乘公交车提前去了市里。当车子行驶到南二环一个弧形桥的拱顶时，不知是由于雪天路滑，还是我心急，也可能踩了急刹车，车子在路面上突然原地打转了一圈，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和害怕，车子却又稳稳地回到了原来的方向。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坐在后排的父亲，他神色自若，而我突然后怕起来，我想幸好后面没有车，如果有车那肯定就是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了。我想也许是他老人家保佑了我们的安全。
一家人虽说是在东北过年，可还是相当于把内蒙古的年原原本本地搬到了东北。是夜位于沈阳浑河畔的一家人，说着乌兰察布的方言、桌上摆满的也是乌兰察布的过年菜肴，黄米油膏、丰镇月饼、凉拌豆芽菜、大烩菜都是我第一次在东北品尝到的。只是沈城那一年开始不让燃放鞭炮让他们略感遗憾。
后来父母在东北的第二个春节，二妹全家三口来沈阳陪父母过年。父母还带着他们浏览了南湖公园和中街商业街。第三年是弟弟一家三口和大姐的女儿一同来到沈阳。总之，每个春节都有远在丰镇老家的亲人来陪同父母过一个内蒙古风格的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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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于农村生活的老人都有串门的爱好，很少像城里人住了几十年的楼上楼下邻居都不认识。父母来沈阳后不久，我就引荐他们认识了丰镇老乡文和妈妈一家人。文和妈妈刚经历了家庭伤痛，但是老太太特别要强，待人又热情。他们刚认识几天就像亲戚一样，每天吃过早饭文和妈就会来找我父母唠嗑，带着我父母几乎走遍了农大周边的每一个地方。
文和妈妈的热情照应让父母很快消除了孤独感。一起相处的时间肯定要比和我一起的时间都要长。父母在沈阳三年正好是我在私企任职的创业时间，那时企业正在准备上市，我作为一个产业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很少有休息时间，挤不出大块时间来陪父母。文和妈义务承担起了照顾这两位老乡的重任。
除了文和妈，在这个校园里另一个照顾我父母的人是我的岳母。岳母对我父母比我自己都照顾得周到，什么时候该买秋菜，什么时候该缴纳水电气费用，什么时间供暖试水，甚至，天气变化岳母都会想着提醒我妈妈。每年换季时还给我父母制作新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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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东北的饭桌上最常见的饭菜是饺子。过去在农村只有过年才吃的饺子，来沈阳后几乎每天都可以吃，饺子也是最简单方便的饭菜。那时我每月给父母500元生活费，可他们的生活依旧很节俭。母亲去世后我才得知，原来母亲从每月我给的生活费里节约出一些钱私下里积攒着补贴还在农村生活的大姐。
每逢周末我们一家都会开车去农大看父母。父母居住的126栋边上的水利馆门前有一个篮球场，那时候我们对孩子采取快乐式教育方法，周末也不需要去补课，我和儿子就在篮球场上练习投篮和进攻防守。儿子正在上六年级，也没有把学习功课当回事。
我父亲听到楼下砰砰啪啪的拍球声音，就会下楼在球场外转来转去，看我们打篮球。打完球儿子带着一身汗水回到126，这时奶奶已经做好了鸡蛋混汤的面条，看着大孙子狼吞虎咽的样子，二老露出笑颜。后来儿子上高中就住校了，六年级那一年是儿子和他爷爷奶奶相处最多的一年。
每逢节日，岳母都会把老家带来的沟帮子烧鸡、猪蹄子让我送给父母，有一年春节岳母还送来两只家养的红冠子七彩山鸡。那时，我一直觉得父母在老家日子很苦，一年四季只有春节才能吃到肉，来沈阳后首先满足他们肉食品的需求。可没想到，过了一年母亲越来越胖，那时因为都在关注父亲的疾病，没有意识到母亲其实患上了严重的心血管病疾病和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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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爱晕车，越是坐高级的车越是晕车。一年中秋假期，我想开车带父母去动物园看看大熊猫，可开车到达小河沿边上的老动物园后，母亲已经脸色煞白，满头大汗，几乎要眩晕过去了。母亲坐在公园长廊石凳上休息了一会儿，也再无兴致观赏，在猴山边上转了一圈就匆匆返回了。从此，就再没有带他们去远处旅游过，母亲说她一看到我那个车就会眩晕。
那年夏天，母亲和我说，文和妈带他们去逛了植物园。我还好奇地问您有晕车症是怎么去的，她说我们坐公交汽车。我突然意识到母亲坐公交不晕车。那时沈阳刚刚举办过世博会，整个园区繁花锦簇，设施齐全，这是父母在沈阳最愉快的一次旅游，还要感谢文和妈妈。
父母来沈阳第三年春节，我和弟弟、彩霞一起带父母在大雪中游览了东陵公园，东陵古建筑在白雪映衬下宏伟壮观，春雪涂抹后的古刹，每一个角度都拥有独特的美。那时父母还可以攀上108蹬台阶。后来父母经常坐公交来东陵公园散步，还熟悉了从农大到东陵的山间小道。一年冬天我和母亲从农业大学水塔处爬上山顶，又徒步从我曾经工作过的能源基地返回。娘两徒步在山间，就像在老家后山的土地一同散步，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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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常打电话回去，却电话始终没人接。我有些担心父亲的肺病，是不是又住院了？那时父母也没有手机没法联系。我开车回到父母住处的楼下，邻居告诉我：你父母可能在中专部小平房打麻将，你过去看看吧。
当我赶到中专部却找不见是在哪家玩，后来顺着麻将声，我走近一户平房，见父亲和四位老人坐在桌前打麻将，我故意站在旁边没有打扰他们，可眼前一幕又彷佛回到了老家父亲打麻将的情景：在一间乌烟瘴气的屋子里，地下垃圾遍地，四个老头八只眼盯着自己的麻将牌。这个情景是母亲最不愿意看到的，可今天她也坐在了父亲的身边，帮着父亲看牌。
我不知道东北麻将和乌兰察布的麻将打法是不是一样，只是他们之间语言也不同不知如何交流，也许麻将具有通用的国际语言，不说话也能沟通。
父亲回头看到我站在身后，有些不好意思，只是说随便玩玩，也不赌输赢。那时我已经不再责备他们打麻将这件事了，反而我还认为父亲找到了和东北人沟通的渠道。那就是麻将牌。我说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们接着玩吧。尽管我这样说，父母还是放下麻将牌和我回到了家。
在大学校园里，退休的教师和职工都有老干部活动室可以玩，像我父母这样的外来者只能在街边下棋，或者轮流在家里玩麻将。通过玩麻将的娱乐和休憩，到达与周边人的沟通和交流。
尾声
2001年五一劳动节父母在沈阳生活了三年多以后，准备离开回到丰镇县城居住。这个选择也是父亲突然决定，正像他突然决定要来沈阳一样。让他提早做出这个决定的最主要因素是他感觉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担心一旦病倒了，就回不了老家，将来百年以后也不能入土为安了。
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父亲自始至终不愿意做出一星点改变来适应城市生活。而相对大字不识的母亲却表现出超强的适应能力，她心态开放，愿意学习、善于交流，对城市现代化的一切都采取包容和接纳态度。母亲也没有必须要回归故土的意识，但父亲已作出决定，她只好表示支持。父母的离开让文和妈妈也没有想到，离开那天老人早早过来送行，眼泪汪汪，依依不舍。
父母离开沈阳回到丰镇，感觉我的心被父母带走了。没过几天我就丢下工作，跑回丰镇。上学工作离开家乡时，每次看到母亲站在屋后一直望着我，而我故作镇静头也不回的走了。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三年重新让我找回了母爱和父爱，感觉是我离不开他们了。
后来的经历也说明，父母晚年回归县城是最正确的选择。毕竟县城是城乡情亲和生活的最佳交汇点。父母回到丰镇先后在五龙街、教师村和庆丰小区居住，从小平房搬到了楼房里。可惜没有好好享受那间宽敞的房子。
2008年6月19日午间，一瞬间母亲就走了。母亲虽然突然离世，看似有各种巧合，其实是我们为了照顾一辈子生病的父亲而忽略了对母亲健康的关注，记得她去世前二年就做过一次手术，而且长期血压和血脂居高不下，又患有重度糖尿病，危险隐患一直埋伏在她的心血管里，终于在那天爆发了。忽视了的母亲健康这是让我们最心痛的地方。
母亲于2008年离世，三年后父亲也走了。父母去世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家。
母亲是家里那些最温暖的东西：一桌子菜，暖和的被子，衣服和鞋子，洗澡水，拥抱，说心里话。母亲没了房子会一下子变得空唠唠的。2008年母亲去世，我曾一度不想工作了，想马上退休，迟迟走不出失去母爱的痛苦。
父亲是那房子里的四根柱子，被埋在墙里，冷冰冰的，永远看不到他的存在，可是一旦没有他了，房子就塌了。少年时习惯追随父亲的脚步，希望成为像父亲一样顶天立地的男人；青年时试图超越父亲，摆脱父亲无时无刻不在的影子，走出一条截然不同道路；中年时蓦然回首，却再也见不到昔日父亲伟岸的身影。为了弥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许多出走半生的人会在特定的节日里千里迢迢回到家乡，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以尽孝道。更有些在异地他乡功成名就的甚者，会选择将至亲接到身边，弥补为人子的内心亏欠，陪父母亲走过余生最后的时光。
然而，对于进城的父母，除了城市生活的孤独感、对老家亲人们的牵挂、语言的障碍这些父母共同面对的问题以外，父亲显得更加的居处不安，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再没有了在村中居住时的前呼后拥，热情招呼，所有在村中能够触摸到的荣耀和体面都无影无踪了。相对于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缺失。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