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水在工作之余，喜欢看书、电影、电视。
近年来，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强，时不时，电视上便能看到些一些官员因违纪违法而被查。有的省份，甚至省委书记、省长也跌落马下。
每每当张二水在新闻上看到诸如此类的镜鉴通报时，心中除了对于这些挥霍无度的蛀虫们涌起一阵厌恶，却也难免生出几分复杂的“佩服”。不得不承认，这些“大虎”确实是些“有本事”的人——尽管这种“本事”充满了权谋机变与精于算计，但在官场的生态中，似乎又被视作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他们的上位，本质上就是对规则的践踏。万幸的是，国家日益完善的监督体系正持续释放强大效能：既有畅通群众言路、便于舆论监督的公开渠道，更有被总书记比作“八府巡按”的巡察巡视队伍斩断歪路、匡正风气。
而将这些现实中的案例与影视作品相对照，张二水更觉这类欺上瞒下、撒下弥天大谎的行径并非新鲜事，史上早有先例。就如云南、陕西等地那几位落马一把手所作所为，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就有类似情景。康熙末年，朝廷财政亏空严重，山西也不例外。诺敏上任后，居然宣称半年就补上了所有亏空，使得山西藩库账目看起来银库充实、账目明晰。这一成绩与其他省份形成鲜明对比，让急于整顿财政、树立典范的雍正帝大为赞赏。当即对他加以表彰，赐予其“天下第一巡抚”的称号。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钦差大臣田文镜偶然间看到山西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便上告朝廷请求彻查。最终在邬思道老先生的协助下，终于揭穿了诺敏的把戏。原来这家伙是向山西商贾借银填补藩库亏空，糊弄朝廷。雍正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最后赐死了诺敏。
电视剧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情节：第二天早朝，雍正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做自我检讨，说自己轻信诺敏、急功近利，才让诺敏有机可乘。不过这是编剧的艺术加工。张二水因为太喜欢这部剧，特意去翻了二月河的原著《雍正皇帝》。他就是那种觉得鸡蛋好吃，就非要看看下蛋的鸡长啥样的人。小说里雍正虽然也有反思，意识到自己用人和判断上有失误，但没这么戏剧化的公开检讨。倒是另一个细节让二水印象深刻：雍正表彰诺敏、申斥田文镜的圣旨刚发出去，诺敏就收到了京城来的密信。原来那时候各省大员都在京城设有公馆相当于现如今的“办事处”，名义上是安排子弟读书，实际上就是安插眼线、打探消息。在没有电话、电报的年代，这无异于情报站了。
无独有偶，电视剧《朱元璋》中也有一个造假高手，叫杨宪。当时扬州城刚经历战火，破败不堪，朱元璋让他在五年内复兴扬州，他说三年就够了。可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艰难，就说人口这一项，扬州城的常住人口少得可怜。一开始，杨宪却也用心想建设新扬州，他把建设官府的银子优先发给百姓，鼓励农民返乡耕种，还带头推行“责任田”制度，连官员也不例外。这些事很快传到朱元璋耳朵里，皇帝很高兴，把他树立成模范，让全国州府向扬州学习。
可“高处不胜寒”呢，杨宪得到朱元璋夸赞后，开始激进、膨胀了，当时，扬州复耕的土地不足一半，他竟谎称全面复耕，还主动向朝廷保证，两年内一定让扬州复兴。这种不切实际的目标，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一样，结果把自己架在那儿，骑虎难下了。但事已至此，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为坐实谎言，兑现承诺，凑足上贡朝廷的税粮，他先是挪用公款从浙江买粮，即便如此，也只凑够了一半。剩下的部分，他干脆让官府直接从百姓嘴里抢粮，搞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杨宪为了进一步讨朱元璋欢心，取得信任，花了15两黄金，从南洋商人那儿买了一株双穗稻谷，呈到朱元璋面前，煞有介事地说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预示着扬州丰收和大明国运昌盛，还厚着脸皮说这是他的“责任田”里长出来的。不仅如此，朱元璋召见他的时候，他特意在官服里穿上破烂的内衣，好让朱元璋看到他“清廉”的一面。这一招还真管用，皇帝龙心大悦，连升他四级，夸他是大明第一能臣。
剧中还有一个让张二水印象深刻的桥段：后来，杨宪弄虚作假的事情终于败露，扬州已经惨到老百姓易子而食的地步。一向英明神武的朱元璋一时无法接受自己亲手养成巨奸的事实，气得病倒了，伤心痛哭的像个孩子。他召来李善长等大臣，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早点揭发杨宪。李善长声泪俱下地说：“皇上，臣也有委屈啊！您那么宠信杨宪，叫臣如何敢说啊！”随后，杨宪被立即革职查办。而那些等到杨宪倒台后才跳出来弹劾他的官员，朱元璋觉得他们全是些事后诸葛亮，没一个好东西，统统官降一级，罚一年俸禄。经此一事，朱元璋对文官群体彻底没了好感。
在这场欺君大戏中，最讽刺的是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站出来揭穿杨宪的谎言。不是他们看不透他的把戏，而是因为杨宪深得朱元璋的宠信，官至中书左丞，权势滔天。这种情况下，谁敢冒头？
这让张二水联想到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故事。赫鲁晓夫在某次大会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时，有人递来一张纸条质问：“你当时在哪里？”赫鲁晓夫念完纸条后，反问：“谁写的？请站起来。”结果无人应答。他随即平静地说：“我当时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这个回答既幽默又深刻，点明了问题的本质——不是斯大林本人可怕，而是权力本身让人畏惧。
是以，当面对像“赵高”这样指鹿为马的权臣时，选择鹿还是马，就成了关乎良心、智慧、信仰和勇气的复杂问题。张二水认为，像杨宪这样“系统性造假”的例子，恰恰暴露了官僚体系中“唯上不唯实”的顽疾。当然，这些都是明朝的事！
当下，有些地方领导能够很好地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比如，某省份重新修正税收数据，挤掉统计中的水分，这不正是对过去盲目追求政绩、欺上瞒下行为的否定吗？就像《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在上任厅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了审计上的人来，彻查单位之前的账目，一来削发明志要有所作为，更主要的是不为闻庆臣过去的“问题账”买单。
看到这里，或许便不难理解，为何国家始终反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了吧。这正是要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从根源上规避再出现“杨宪”“赵高”等法外之徒，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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