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雷激荡黔中，贵州结束千年封建帝制，却也因政局骤变陷入动荡。1911年11月，贵州辛亥革命成功，军政府成立，但此后数月内历经三届更迭，教育事业遭受严重冲击，原两级师范学堂停办，生徒星散，黔中教育根基摇摇欲坠。正是在这样的危局之下，周沆主政贵州，以“教育兴黔”为初心，躬身擘画、锐意兴革，为民初贵州教育的复苏与发展，点亮了一盏不灭的明灯。
教育之兴，首在立制。周沆深知，乱世之中发展教育，若无坚实的组织保障，一切举措皆是空谈。1912年前后，他上任主政贵州，决心扭转教育颓势，上任初期便设立教育司，专掌全省教育事务，打破了此前教育管理零散无序的局面，并力邀贤才何麟书出任教育司司长，为贵州教育搭建起系统化的管理框架。这一举措，让散落的教育力量有了凝聚的核心，让兴学之举有了制度的支撑，为后续教育复兴铺平了道路，也让“教育为根本”的理念，真正落地为具体的行政实践。
师范为教育之母，黔地欲兴教育，必先强师范。彼时贵州两级师范学堂因政局动荡几近停摆，校舍凋敝、生徒流失，成为黔中师范教育的缩影。周沆目光如炬，将重振师范教育作为兴学核心，同期推动将原两级师范学堂改组为贵州省立初级师范学校（贵师），并力排众议，任命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深谙师范教育之道的尹笃生为校长。他深知，尹笃生的教育理想与实干精神，正是贵师重生所需的力量，而这一任命，也为贵师的崛起埋下了关键伏笔。
兴学之路，步履维艰。彼时军政府财政拮据，加之社会动荡，办学经费、校舍建设皆是难题。周沆以“虽千万难，吾往矣”的决心，在1912—1913年间多方奔走、积极斡旋，竭力向军政府争取办学拨款。从校舍修缮到新舍增建，从学生宿舍规划到食堂筹建，每一项工程的推进，都离不开他的倾力推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仅用不到一年时间，贵师便完成了从破败到焕新的蜕变，于1913年4月4日顺利开学。焕然一新的校园里，窗明几净的教室、整齐的宿舍、规整的食堂，为流离失所的黔中学子，筑起了一方安心向学的天地，也让沉寂的黔中教育，重新响起了琅琅书声。
尹笃生校长亦不负周沆所托，在1913—1922年的9年任职期里，他安贫乐道、专注办学，即便龙建章有意关照其生计，也被他婉言谢绝，不为名利所动。正是这份纯粹的教育初心，让他在任内为贵州培养了300余名优秀的师范教育人才。这些毕业生分赴贵州各地任教，成为地方教育的中坚力量；更有不少人升入高等学府深造，留学于东西洋名牌大学，学成归国后报效国家与桑梓。如留美的张敷荣，归国后长期任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教授；留德的萧文灿，后来出任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院长；留日的谭勤余，则成为贵州大学教授。他们如同周沆与尹笃生播下的火种，在黔地乃至全国的教育版图上生根发芽，让贵师的影响跨越了地域与时代。
周沆主政贵州的这段时光，虽身处乱世，却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他设立教育司，为贵州教育立制奠基；改组贵师，为师范教育续脉重生；争款建学，为学子求学保驾护航。他的每一项举措，都紧扣“培养人才、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都饱含着对黔地未来的深切期许。而贵师的顺利开学与人才辈出，不仅是他个人兴学之功的见证，更是民初贵州教育在风雨中挺立的象征——它让黔人看到了教育的希望，也为后续贵州培养了大批师范人才，这些人才走出贵师，奔赴全省各地执教，如点点星火，照亮了黔地教育的漫漫长路。
百年风云过，黔地教育兴。如今回望民初贵州教育的艰难复苏，周沆与尹笃生的身影始终清晰。他们以一人之力，在乱世中为黔中教育擎灯引路，用实干与坚守，诠释了“教育者，立心立魂也”的真谛。而他们所播下的教育火种，历经百年传承，早已在黔中大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为贵州教育发展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